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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1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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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贡献”往往也易于引起最多的争
议。对所有以上三点,人们对恰亚诺夫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就他的“宏
观理论”即经济人类学思想而言,恰亚诺夫明确拒绝了当时势力甚大的
两种倾向: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与
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概括所有经济
现象的倾向。恰亚诺夫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
论,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
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
自己的基本范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
论基础。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
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
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
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11'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
即理论上摒弃唯古典主义而趋于多元化,方法上改变纯文献的与客位的
角度而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研究”原则,力图搞出不发
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国家靠拢和“发展”
的理论。六十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
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被看作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


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这些著作有:波耶克
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达尔顿的《部落与农民的经济学》、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鲍尔丁的《爱与怕的经济》、斯科特
的《农民道德经济》、弗里德曼的《食物的政治经济学》等等。'12' 

然而,经济人类学在矫“发展经济学”之失的同时,是否也走向了
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呢?假如一切经济学原理都只具有相对性质,所谓“发
达”与“不发达”也就失去了客观尺度而变得无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
“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便变成了“经济相对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经济学(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那还谈得上什么一
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以及趋向市场
经济的“改革”?许多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道德经济”、“爱
与怕的经济”等等,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不适用于农
民,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无效。而在研
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
为的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
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13'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
已经受到当代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如T。W。Schultz 等)的批评,而且也
无法解释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经验事实。

二、“微观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说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即其经济人类学思想相比,他的“微观
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家庭农场”或“劳动农场”)运行机制的
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
民经济组织》(OргaниЭaчия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 хоЭя■ртвa。M。1925)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本
书1923 年以《农民经济理论》为名在柏林先出了德文本,两年后经增订
补充以现名在苏联出了俄文版,此后译本众多,有日、英、法、荷、西
诸文;其中日文、英文都出了两个版本'14'。

恰亚诺夫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
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
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
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
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
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正是这种“人口分
化”而非“经济分化”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
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
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要素的
“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
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
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
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看到。了解了农民农场
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评价其发展前景——这前景不是“大生产”消
灭家庭农场,而是通过合作—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把无数小农联系起


来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细胞。

这一整个分析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
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前者又更
为关键。可以说,“劳动—消费均衡论”对于这个“农民的新马克思”
的重要性,犹如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当年批判恰亚诺夫的苏
联官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以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基础是边际主
义为由,指责恰亚诺夫是“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今天看来这种
贴“标签”的做法太不足取,恰亚诺夫对此的反驳是可以成立的。的确,
正如人们已指出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边际分析与分析者所持的社会
政治立场是两回事,既便要否定奥地利学派本身,也不能仅以它使用了
边际分析方法为由。而对于恰亚诺夫,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独创性究竟何
在,然后才能评论这种独创是否可取。

关于恰亚诺夫上述理论的渊源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关于农民家庭
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恰亚诺夫以前的俄
国学者、尤其是民粹派学者早已说过。如先于他40 年的n·A·索科洛夫
斯基就曾指出:“支配小经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大经济,。。农民所追
求的目标不同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后者来说生产利润是首要的,而对农
民来说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哪怕毫无收入,只要能提供养活家人
和牲畜的资料,他就要干。从农民的观点看,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块的最
低限度,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及其牲畜的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家庭
和牲畜的最低限度之需求。。。那种不能取得任何纯收入,不能充分利
用全家劳力和畜力的独立农民经济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此”。'15' 
但显然,这种表述远不如恰亚诺夫的表述更有逻辑性。

其二,尽管恰亚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分析得益于奥地利学派,但笔
者认为劳动—消费均衡论的更加公理化的描述实际上早在该学派之前许
久就由戈森提出过。而且戈森的表述比恰亚诺夫更严密更富于逻辑美。
恰亚诺夫没有提到戈森关于“劳动的反效用规律及其在最大化享受方面
的应用”的学说,但我们知道这一学说当时在俄国学界颇受推崇。'16' 
因此笔者不能苟同那种把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
夫的流行评论。然而,戈森是把劳动—消费均衡论视为普遍规律的,而
今人多批评这一法则“不适用于分析雇佣劳动”'17'。在这一点上恰亚诺
夫则有先见之明:他明确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所专有,并以此
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所以说,恰亚诺夫虽未发明劳动—消费均衡论,
但他首先指出了此论对于农民经济的专适性,并因此把前人关于“小经
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其独创性盖在于此。

然而这种独创是否成功?这就涉及人们对“微观理论”更为要害的
一种批评: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
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
定很少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学说有多少可信性?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在“传
统农业”范围内资本的作用不大,那么土地呢?当代一些质疑者甚至走
得更远,如美国的“半恰亚诺夫主义者”M·萨林斯在其颇有影响的《石
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以他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为
据,力图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分析也
是无效的。他因此只承认“微观理论”两个基础中的一个:承认家庭周


期的生物学宿命论而否认劳动—消费均衡理论。'18'而更彻底的质疑来自
当代最热心的恰亚诺夫宣传者之一T·沙宁,他连生物学宿命论的作用也
表示怀疑:生物学的家庭周期太长,与社会变动的趋势相比其作用太缓
慢,因而难以说明农户经济的变化。'19' 

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质疑?其实就连恰亚诺夫自己也有些含糊其词。
他一方面强调“微观理论”在地广人稀条件下比地狭人稠条件下更起作
用,在村社制下比在土地私有制下更起作用,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一理
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印度、中国及日本等等;不仅适用于份
地制,而且适用于土地租佃与私有制,只有资本主义农场例外(见英译
本82—84 页)。他还一般性地相信,这种分析是农民研究的“有效工具”
(29 页)。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他的这种自信?无疑,他的分析适用于俄
国,尤其是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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