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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系统自身变化的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危机在文化传
统（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和儿童教养系统的结构变化层次上已变得相当
明显，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赖以生存的传统
残余，被蚕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已变得成问题，即公民
的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和利己主义陷入危机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残余（科学信念、后奥拉特（postauratic）艺术和普遍的价
值体系）构成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规范结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
种它不能满足的“新”需要。＇15＇
哈贝马斯进而分析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社会文化系统引
起的最重要的动因是公民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所构成的。所
谓的公民利己主义是指大众追求消费和安逸而不过问政治的倾向；而家
庭—职业利己主义则是指在职业选择上通过激烈竞争来求得地位、成就
以保证安逸的生活。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动因模式对于政治和经济系
统的持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是由文化系统提供的，文化系统
是它们滋生的土壤。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已经不可能再提
供这两种动机模式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文
化系统已不再能重新产生作为系统存在必要条件的这两种利己主义
了。”＇16＇主要原因在于：（1）前资产阶级的传统残余这种公民和家庭
—职业利己主义产生的土壤已被非再生地推毁了；（2）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的核心因素，如占有个人主义、成就取向已被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损害；
（3）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世界观残余不能产生取代被破坏了的利己主义动
因模式的新模式；（4）避免动因危机的道路已被堵死。因此，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既不能从积极的方面提供动因模式，也不能在危
机的苗头出现之后制止危机。
在分别讨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系统、四种危机（经济危机、
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趋势之后，哈贝马斯对这四种危
机趋势的关系及产生的原因作了总结。关于四种危机的关系，他列出了
下表＇17＇：
起点系统危机同一性危机
经济系统经济危机——。。
政治系统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
社会文化系统——。。 动因危机
关于四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归纳为下表：＇18＇：
危机趋势所提出的解释
经济危机（。。 1 ）。。 国家机构作为无意识的自发的价值规律的执
行机构在运转；
（。。 2 ）。。 国家作为联合的“。。 垄断资本”。。 的计划代理人
在运转；
合理性危机行政合理性的破坏是由下列两种因素引起的：
（。。 3 ）。。 个体资本家之间直接对立的利益；
（。。 4 ）。。 外在于系统的结构的生产（。。 这对于持续生存
是必要的）；
合法化危机（。。 5 ）。。 系统的各种局限性；
（。。 6 ）。。 对于文化系统的行政干预的出乎意料之外的
副作用（。。 政治化）；
动因危机（。。 7 ）。。 对于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腐朽；
（。。 8 ）。。 普遍价值体系的超负荷（“。。 新”。。 要求）。。 。
哈贝马斯上述的危机理论有其合理性。这首先表现在于他试图对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益
的论点。与当代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
他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形式的特点。在对经济危机的分
析中，他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实质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价值规律以曲折和间接的方式仍在
起作用，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但由于当代资本主
义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使得经济危机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
系统的产出危机，并以滞胀和财政危机等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经
济危机发生了转移，成为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危机。在对合理性危机的分
析中，哈贝马斯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即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行政机关（政府）由于其结构障碍而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当代
西方的不少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策分析家持有这样一
种观点，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决策方法的科学化，使得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能够作出合理的决策，有效地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哈贝马
斯通过分析有力地说明，这是一种神话：由于其结构性障碍，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总是陷入诸如“提高税率还是减少福利”一类的相互矛盾的政
策困境之中；基于同样的分析，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资本主
义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在对合法化危机的分析
中，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失去
其合法性，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缺乏群众忠诚的投入；这
也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是尖
锐对立的。在对动因危机的分析中，他则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
化及意识形态日益没落的趋势，并论证了这个社会的统治已失去了思想
文化基础。此外，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根源的分析中，哈贝马
斯往往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其次，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孤立地、
片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对这些危机
趋势的联系和转化加以考察。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将
这一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并从系统的输入和产出
两个方面来讨论各种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这种联系和转化简单说来
就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该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新的形式，
即表现为产出危机——没有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可供消费的价值，同时危
机转移到政治系统；自相矛盾的调节指令由市场转到行政系统，出现行
政系统的产出危机，即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要数量的合
理决策；而这种产出又是与没有投入“群众的忠诚”相关，因而在行政
系统上产生了合法化危机——即没有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这些投
入到行政系统的动因是由文化系统产出的，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
重要的文化传统被损害，所以它没有产出必需数量的能激发人们去支持
决策者的动因，没有产生必要数量的能激发人们行动的意义，因而出现
了动因危机。由此可见，这四种类型的危机是密切相关、层层推进和互
为因果的。从哈贝马斯关于各种危机的联系和转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哪个领域、方面或部分，
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领域，这些危机不能分别加以
个别的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同于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一大特点。由此可见，危机范围扩大了，程度
加深了。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
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及其相互联系，对于克服西方社会
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片面强调经济危机、忽视其他危机趋势的倾向是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如果我们将哈贝马斯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其
他学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相比，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往往是技高一筹
的。的确，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特点及表现
形态作了相当详细、系统的分析，但是他们往往局限于经济系统讨论经
济危机，忽视杜会政治、文化系统的危机形式，更谈不上对各种危机形
式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哈贝马斯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眼界，对经济危机
的转移，它与其他危机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提出一个更广博、深
刻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当代西方的一些社会理论家包
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
锐的批判，特别是揭露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异化现象，但
是他们更多地是对这些矛盾和表面化现象的列举，缺乏对其内在原因的
分析；相比之下，哈贝马斯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停止在表面现象之上，
而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去探索矛盾危机的原因或危机的机制。同时，
与当代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观点相比，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更具批判
性。当代流行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如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往
往公开宣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危机的社会，一个意识
形态终结的社会，它能够包容或克服自身的危机趋向；或宣称由于国家
干预，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加上决策的科学方法及技术，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出合理决策，从而端
正社会的发展方向。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明显地否定了这些论点，更具
批判性。
但是，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危
机理论往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于这个理论不成熟，有许多牵
强附会、自相矛盾的东西。我们着重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讨论他的危机理
论的局限性：
第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包容系统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的
问题。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焦点是合法性危机和同一性危机。他的主要
论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类型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