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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中描述的宫廷阴谋的色彩，以及《红楼梦》中的那种家政不分的
无谓磨损。《剑桥中国史》第15 卷的作者对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散合
消长，对毛泽东高深莫测的战略布置不能作出正确理解和判断（其实这
对于即使亲身参加过文革的中国人亦谈何容易！），对中国共产党这部
庞大的政治机器日常运转的方式也知之甚少。
本书第2 章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依靠三种力量，即军
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众（第121—129 页），而在文
革中有活动能力的，可以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的力量有三种，军队、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和干部（页167—173）。这些力量的特征、
它们内部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结盟与竞争以及力量消长关系，还有毛泽
东和这几种力量的关系，构成了文革进程的动因和经纬线。这种见解大
致不错，但由于作者不熟悉情况，对各种力量及关系的分析有诸多缺失，
因而对文革的说明就不准确、不完整，有各种偏差。
关于军队。作者固然看到，军队在文革中表现得并非铁板一块，也
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忠实地听从林彪的号令，存在着主力部队（直属中央
指挥）和地方部队的区别，以及40 年代后期形成的几大野战军系统的矛
盾（页170—171），但作者只是抽象、笼统地知道这种情况。部队政治
立场的区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在同一地区支持不同的派别，比如在浙
江，省军区支持“红暴”，20 军和空5 军支持“省联总”；在广西，地
方军区支持“联指”，55 军等支持“四·二二”。不同的部队支持不同
的群众组织和干部，从而一个地区武斗不息，派争不止，这是文革中最
为广泛和重要的情况，但作者似乎完全不知道。在作者看来，军队只是
支持保守派（页181，584），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比如在四川，54 军
支持重庆的“八·一五”和成都的“红成”，50 军支持“八·二六”，
他们是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作者认为，文革中军队唯一关心的事情是
维持秩序和稳定（页170），而军队有权筹组各地的革委会（页166，180），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组建省级革委会的权力在中央（由毛、林、周和中
央文革决定），因此军队不光维持秩序，而是要争取更多的权力，不然
的话，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不会那么长久，那么激烈。
作者把所谓激进的知识分子作为与军队及下层群众并列的毛的权力
基础，我认为不妥。他们就是那么几个通了天的御用文人，既不是一个
社会阶层，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作者说他们比其他知识分子“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更彻底”（页125），在现行政治体制中没有多大既得利益，
更愿意反现行体制（页126），这也是不对的，他们不过是在思想倾向和
个人关系上更接近毛泽东而已。作者还断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这些
激进知识分子的利益（第161 页），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有分歧（页172），
这也是不对的。中央文革小组只代表毛的意图，在它存在的期间，只听
说有军队和群众组织犯错误的事，从未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犯错误的
事，其成员的利益在于为毛泽东打倒党、政、军中的“走资派”而得到
升迁。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群众基础是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学生
中，是家庭出身中等或不好的人，他们在升学、获得好工作等方面受到
歧视；在工人中，是那些非技术工、学徒工以及亦工亦农工人，他们的
收入和福利都低于技术工和正式工（页126—129）。这种观察有其深刻
之处，但并不准确。由于血统论的猖獗，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绝大多数
是出身好的（当时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作者
的观点解释不了这一点。至于工人，地位低下的那部分人确实对现实不
满，并在运动中力图改变地位，但毛从未鼓励过作者所谓的“群众性大
规模抗议”。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差别是暂时容忍他们的活动，听任
他们去冲击党委和政府。作者写道：“1966 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
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
凑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
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页129）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作者说法的不准
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间不对。直到1966 年5 月底，群众的作用
尚未显于舞台；第二，误解了文革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从未主动到不满
现实的人中去寻求支持；第三，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毛的个人魅力：
群众，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为毛尽忠效力，甚至
牺牲生命。
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是作者具体分析各种力量的事例，作者的分析
和论述表明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对于二月逆流，作者只知道大闹怀仁堂
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全国的“二月镇反”，军队在各省镇压造反
派组织，大批逮捕拘禁（在四川、湖南高达几十万），抓捕或驱逐到各
省为中央文革小组充当联络、指挥的“首都红三司”的人。镇压的起因
多为造反派冲击军区，作者显然不知道中央文革和军队在这方面惊心动
魂的较量。在讨论武汉事件结束时，作者觉得仅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
陈再道抱有善意是不够的，认为林彪同样如此（页183），作者在这里大
错特错了。事实是，林彪竭力把武汉军区的“路线错误”渲染成“兵变”，
从而搞掉陈再道的老上级徐向前，这涉及到了军内更大的、更高级别的
派系之争。
尽管作者正确地指出，文革期间毛从未完全控制局势，他有时会向
干部、军队或群众组织让步，但他的了解仍然是抽象的，在分析具体情
况时就会出偏差，这里仅举两例。
1967 年2 月5 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由于叶剑英
等人的反对，2 月12 日毛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使他们于2 月23 日将“上
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毛向党内、军内抵制文
革派的一次退让。但作者却认为，公社应该导至直接民主，由于名不符
实，毛才决定改名（页165，175）。这种对民主的迷恋，并非属于毛泽
东，而只为作者自己所有，书中甚至认为，“革委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
生的。”（页581）
从1967 年底到1968 年初，毛泽东和文革派要求造反派克服派性，
《解放军报》还发表社论，强调“支左不支右派”，这也是毛泽东改变
原来方针的一次战略退却。在1967 年1 月，毛下达军队“支持左派”的
命令，导致军队在东北等地镇压、取缔保守派组织。同年7 月，他公然
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这段时间，毛是要彻底摧毁保守派，群
众组织进入革委会的只能是造反派。但夏季之后，毛改变了态度，不再
坚持“革与保的路线斗争不可调和”，对群众组织，只要求联合，不再
苛求是否为左派。比如广东的“东风派”，曾被定为保守派，但在这一
政策变动之下，也和造反派“红旗派”平起平坐，签订协议，进入革委
会。大多数造反派不愿转弯，坚持“路线原则”，他们高叫“支左”，
意为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军队支持，进入权力机构。“支左不支派”是针
对他们的，是从以前“支左”政策后退，是让地方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取
得合法性。但作者将其用意理解反了，以为是要让未得到地方军区支持
的一派（即造反派）参加革委会。（页191—192）
三、对红卫兵运动及派别斗争不清楚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复杂的派别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现象。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最为详
尽和深入的。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和斯坦利·罗森在70 年代中期发
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代表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
《剑桥中国史》第15 卷的作者论述这方面问题时基本上是照搬他们的材
料和观点，这本无可厚非，但上述学者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也就随之带入
此书。再加上本书的论述不可能像上述4 位作者那样充分细致，因此本
书关于红卫兵的种种说法显得零碎和混乱。
简单说来，上述4 位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看到保守派
和造反派（本书称为“激进派”）的派别斗争，而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
下，保守派被彻底打垮后，学生的派性斗争主要表现为造反派内部两派
的斗争；二是对学生参加什么派别的原因分析太简单，不全面。下面来
看看本书论述的几点主要失误。
第一，对派别斗争过程不清楚。作者断言，“从一开始，红卫兵运
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页150），这是不对的。首批红卫兵无例外
地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6 年10
月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不容他人置喙。之后，在中央
文革派的支持下，才出现造反派的红卫兵，两派的斗争才愈演愈烈。作
者还说，1967 年1 月以后，一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进入权力
机构，群众组织又分裂为保守派和激进派（页579，582），情况并非如
此。1967 年1 月之后，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
个大城市，局势稳定，军训开始。这时保守派已不存在，有合法地位的
造反派分成较激进和较温和的两派（虽然温和派被指责为吸收了不少前
保守派人员），比如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而在全国多
大数地方，由于“二月镇反”，在1966 年底垮台的保守组织纷纷卷土重
来，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