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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4。你那情儿杜梅渭然泪下（1）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