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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堂和翠凤像两个有棱角的小石子，放在婚姻的瓶子里互相磨合，磨得嵌在了一起，丝丝入扣。
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第二部分金玉良缘（3）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有时兴致起来，林语堂也会跟朋友们到三条书院“打茶围”。不过，像林语堂这样偶尔来一次的客人，是不会有出轨机会的。他曾经很喜欢一个叫“富春老六”的名妓，还给她写过好几篇捧场的文章。相熟的人知道，他只是喜欢而已，和他喜欢芸娘和李香君没什么两样。
他有很多女性朋友，但“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翠凤有时候会当众对他表示佩服，他不吝自我赞美，但决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他说，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翠凤想起结婚伊始，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
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
同心如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做文人，而不准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 《人生的盛宴》
第三部分在《语丝》的日子（1）
回国后，林语堂夫妇先返乡祭祖。
故乡还是旧时的模样。青山秀木依然，柏英抓过的蝴蝶仍在山野间翩舞，西溪的流水万古不变地淌在坂仔的胸膛上。林语堂深深地大吸一口故乡的气息，这山，这水，甜在心底。
“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林家调皮的五儿子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回来，是林语堂博士了。
牧师太太彻底的老了。她用枯瘦得只剩下皮的手，牢牢拽住语堂，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眼泪哗哗地往下落。瑞珠也不敢再大声地训斥弟弟，热情但有些生分地接待了他。
洗尽满身的风尘，换上干净的长衫，林语堂来到了林至诚的墓前。
林至诚埋在五里沙。他从那儿出来，最终又回到那儿去了。
伶牙俐齿的林语堂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对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说，却不知从何处讲起。幼时的快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留学的艰辛与愉悦，翠凤对他的好，他一股脑地告诉了父亲。
他还去看了美宫。美宫的坟似乎刚被修整过，新簇簇的。语堂坐在坟前，仿佛又看见二姐穿着红艳艳的新娘服，流泪着微笑，说：“和乐，和乐，你要读书成名！”
廖翠凤呆在厦门的娘家生产。第一次生孩子让她吃尽了苦头，因为难产，母女俩险些都搭上了性命。
林语堂抱着浑身通红的小毛头，坐在妻子的床边。两人兴致勃勃地讨论，小毛头的鼻子到底像谁多一些。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林语堂给她取名“凤如”。
待翠凤坐完月子，林语堂举家来到北京。他要到北京大学任教。
出国前，语堂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的英文教员。4年后，他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来，含金量今非昔比，北大外文系热情地接受了他，聘他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
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
细究来龙去脉，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
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死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北京已经不是林语堂以前认识的北京了。
他出国时，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胡适说：我们回来了，一切将大不同。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北京《新青年》为轴心，向全国辐射。袁世凯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企图复辟帝制的把戏被照出了原形。
一大群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擘，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在运动中初显身手。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名篇。
胡适则大力提倡白话文，他创作了一系列白话文诗歌，集结出版。代表作为《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平白如话，被守旧派围攻，骂了不少难听的话，却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其时任教于清华的林语堂也牛刀小试，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正是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才有后来的两千美元的佳话。
语堂学成归来，本来想大干一场，谁知，寥寥数年，中国风云变幻，新文化运动已换了一个天地。
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多达几百种，影响较大的就有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
胡适的白话运动也成就斐然。早在三年前，教育部就明文规定，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所有公立小学的一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文教学。守旧派的林琴南等人虽然还在报纸上发发牢骚，但已经是隔靴搔痒，难成气候。
第三部分在《语丝》的日子（2）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隐退的隐退，分裂的分裂，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文化上的焕然一新并不能掩饰政治上的乌烟瘴气。军阀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府首脑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二七惨案”的悲切未了，贿选总统的闹剧又粉墨登场。
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明智之举，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山野孩子一个猛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
北大当时是文化的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这得归功于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