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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学学历，懂日语，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因此，科级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也达到了选拔标准。
我唯一不怎么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语水平。其实，这次赴北京的考试主要就是考察日语水平。我很清楚，我的日语水平应付一般的考试问题不大，但要到北京跟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高手们竞争，总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我的日语主要是靠自学，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没什么正事，正赶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课程开课，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着广播学，学完了日语广播讲座教材一至四册。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夜大日语培训班，学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语教材一至四册以及日语会话等教材。
正文 第一章 东渡日本（4）
2009…12…2 22：52：49 本章字数：954
尽管有些心虚，但是当领导询问我的意愿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去北京应考。当时我工作的工商银行宝山区办事处是个存差行，日常资金沉淀量较大，有钱腰板硬，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而我们为了提高行里的资金收益率，出入上海资金市场，开展银行间资金拆借，并通过信托公司在江、浙等省开展补偿贸易、设备租赁、委托贷款等业务，工作也是干得红红火火、顺风顺水。因此，银行里也有人担心考得不好，反而影响今后的前程，于是放弃了推荐机会。而我能这样干净利落地作出决定，可能和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
我是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直到1979年3月才把户口关系转回上海。生活现实让我只能努力为每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细小机会去拼搏。像这样充满风险但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从北大荒返城后，上海市政府给返城知青提供一次安置机会，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个职位。当时只有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招干，而招干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相比之下，招工就非常简单了。尽管办事处一些干部好心劝我，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索取了招干申请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把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全部温习了一遍，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等。在得知还要考会计之后，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会计书，把几乎从未接触过的会计分录、会计科目恶补了好几天……我现在依然能记得，在很多考生感觉考得不好、纷纷放弃后续课程考试的情况下，我是怎样硬着头皮考完了全部课程。
北京的选拔考试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另外一次招干考试而已。所以，在接到上海团市委发出的赴京考试的正式通知后，我利用几天时间，把学过的日语教材全部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提着一包书，坐上火车就去了北京。
赴京赶考
到了北京，我和其他考生就住在北京前门大街10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招待所。这是用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造的招待所，进门就要低着脑袋往下走，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由于地下室空气很潮，所以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抽湿机，一天24小时运转，每隔一段时间，蓄水的盆子就满了，需要自己去倒掉……不过，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很快，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考生就打成了一片，简陋的招待所变得异常热闹。
正文 第一章 东渡日本（5）
2009…12…2 22：52：51 本章字数：912
第二天，全体考生被集中到团中央机关会议室。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邓亚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并介绍情况，其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外派研修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告诉我们，这是加强中日青年交流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中日友好21世纪”的目标。富有口才和国际交往工作经验的邓亚军还强调说，选拔出国研修生是一项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共青团中央领导对这项选拔工作要求很高，被送出去的是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国外是民间友好使者，回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
邓亚军还介绍了那一轮选拔研修生的工作情况。为选拔那一年赴日的研修生，团中央在全国各地设了多个考场，北京考场是其中之一。总体要求是优中选优，最后入选的名额不足百人，将被分为半年期和一年期几个班。虽然邓亚军也鼓励了大家，但是这么低的录取比例，已经让很多人的心开始冷了下来。
第一天的日语笔试，对我来说难度不大。第二天的口试，我被分在第一组。一般来说，考试时大家都不愿排在第一个，都希望前面有人探探路，可我自告奋勇要求排在第一个，因为我清楚，这么多人参加口试，老师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我进去后，考官提的问题果然不难，都是一些诸如姓名、年龄、在哪里工作、哪天从上海过来之类的问题，就像日常聊天。我回答得也比较流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见两个考官同时在我的姓名下画勾，我估计是答题正确的符号。一路下来都很顺利，等我从考场出来，一批学员就忽地把我围起来，唧唧喳喳的，探听口试情况。看到他们焦虑不安的神情，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得意。我考完了，我完全放松了。
回到上海，家人和同事都向我打听考试情况，我觉得录取的把握不大，后来工作一忙，也渐渐忘了考试的事。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告知我经过选拔和考试，成为了中华青年联合会派往日本的第五届研修生，将赴日学习一年。
“洋插队”的生活
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在返城之前，我曾经在东北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
正文 第一章 东渡日本（6）
2009…12…2 22：52：52 本章字数：892
到东京“下乡”
此次研修的形式主要是到日本的对口企业去学习。在日本的研修费用由日方提供，每人每月8万日元左右，国内的工资待遇照旧。我当时在银行每月104元，在同龄人中已经属于高薪阶层了，而8万日元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 000多元，我们不了解国外的生活水准，一度有点“发洋财”的兴奋。
但是，团中央负责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是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如果我们想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这点钱还得省着花。所谓四大件和四小件指的是电视机、冰箱、音响、摩托车等大件产品和手表、小型录放机等小件产品。国内当时还不能大量生产这些商品，进口的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奇贵，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承受得起的。而当时国家规定，凡在国外生活半年以上的归国者，可以免税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外国商品。老师还提醒我们，在日本，去理发店理发一次需3 000日元以上，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多月的工资，希望我们带些理发工具去，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为此，在出国的前一天，大家又忙着为自己增加装备。后来又听说，日本很多场合必须着正装，当天晚上很多同学又开始互相讨教领带的系法。
我们那批研修生分为两个班级。我们班由日本当时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下属青年组织东京青年会议所负责接纳；另一个班级由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会议所接纳。到了东京，接纳我们这批研修生的日本两大政党暂时摒弃前嫌，在东京一家五星级宾馆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会议的议程先是主人致辞，接着是政要讲话，然后是邓亚军以中华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的身份讲话，最后是研修生代表致答谢词。我们班的班长是上海团市委青工部的部长杨启祥，他自知日语不行，于是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外事办的副主任苏阳登台致辞，苏阳是日语专业出身，不料日本人还是听不懂，只能临时请了翻译。会议中，中日双方都提出，要求全体研修生尽快过语言关。
坦白说，对于会场上的这些致辞、讲话，我只能听懂点意思，因此当时暗下决心，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语言障碍，毕竟日方不可能为每个研修生都配上翻译。
正文 第一章 东渡日本（7）
2009…12…2 22：52：53 本章字数：1020
生活很好，学习很累
在欢迎宴会后，每个研修生都被指定了对口企业，我和来自内蒙古东胜市工商银行的张世林，被指派到蓝泽证券株式会社去学习证券业。
蓝泽证券是个家族制企业，由当时的社长蓝泽基尔先生的祖父创立，到1987年已有70年的历史。公司本部设在东京都日本桥兜町街，靠近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市中心，沿着高架路走，就能看见蓝泽证券公司的大楼。蓝泽证券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日本全国设有近30个分支机构，拥有3 000多名员工。1986年，蓝泽证券的利润在日本行业排名中排在第14位，可以说行业地位不低。蓝泽基尔社长当年50岁不到，个子不高，常年西装革履，非常绅士。他是东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去该公司研修的原因。
在我和张世林去之前，蓝泽证券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作了精心安排。我们住在公司位于目黑区都立大学附近的寮里。在日语中，寮就是宿舍。那是一幢二层日式木结构小楼，我和张世林住在楼下，每人一间卧室，卧室旁边有卫生间、运动室、管理人房间、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