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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祝华跑到检察院去指控，瓯海区检察院宣称“难以认定为犯罪”，并认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黄又跑到区政法委，瓯海区公安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回复了区政法委。
觉得没有希望的黄，决定去北京上访。尽管花的都是自己的钱，黄还是跑了两趟。
黄在跑，案卷也在跑。吴将案卷邮寄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不久，案卷在层层批转中，插了翅膀似的，从全国人大“飞”到国务院信访局，再“飞”到浙江省府，最后飘落到温州市信访局官员的案头。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Ⅰ反戈一击（2）
黄去温州市信访局吵，质问他们为什么对跑了一圈的信访材料，不理不睬？吴锡铭对我说，接待人员推诿说不晓得有什么材料。黄自己动手打开了他们的电脑，从中发现了信访批复。黄的执拗在催促办案的日子里，显露无遗。瓯海区公安局，温州市公安局，中共瓯海区委政法委，中共温州市委政法委，浙江省公安厅——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声音，要求上级部门督促下级部门查办案件。每个星期，他从周一到周五，上班似的每天都去他认为应该去的部门，从不间断。
一些部门实在拗不过，找黄祝华协调，说你别告了，我们想办法把你应有的利益还给你还不行么？黄摇头，声称自己要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还有全体涉案村民的合法利益。
黄一边坚持告状，一边以上访给有司们造成压力。2004年3月5日，全国两会召开的日子，黄上访到北京。在一个京城的宾馆里，浙江省高级法院一个庭长接待了他。当天，浙江省高级法院的公函发到了温州市中级法院，敦促他们复查黄祝华等人的官司。
同一天，潘义汉被取保候审，瓯海区公安局履行了刑事侦察程序，起诉意见书送到瓯海区检察院不久，就被检方退回侦察。黄闻讯后跑到温州市检察院，“举报”瓯海区检察院的经办人，双方争吵起来。黄不在乎，他每个月都去温州市检察院上访，终于赢得检察长一纸批示。
2005年前夕，马拉松式的官司最终被移送到瓯海区法院。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瓯海区法院就是否立案犹豫不决，说他们从来没有搞过这样的案子。黄祝华当然不依不饶。又是一番努力，瓯海区公安局接到了瓯海区法院执行逮捕的通知。
然而，嫌疑人却失踪了。黄和村民们当起了侦察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帮公安局找到了潘义汉等人藏身的所在。2005年1月4日，潘义汉和一个原村支部副书记一起被被瓯海区公安局逮捕。
24天后，明显老态的两被告双双走上被告席。庭审中，潘义汉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表示异议，只是那位原村支部副书记称自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是被逼迫的。
一审开庭那天，《温州晚报》发了篇报道。一个大体熟悉来龙去脉的公务员感慨：一报还一报，难道这就是中国乡村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农历腊月二十六，一审法庭宣判了：法人单位寮东村委会和两个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非法转让安置农户的集体土地，获利1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犯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罪，判处三被告各缴罚金10万元共30万元，两被告人一个有期徒刑三年，一个判三缓三。
看到一审判决书，作为被告寮东村委会法人代表的吴锡铭表示服判，不再上诉。坚持自己无罪的潘义汉等人则选择了上诉。
春节过后，终审判决驳回了潘的诉求，维持了原判。那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原村支部副书记，以戴罪之身去自家的毛纺家悔过休养去了，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立即执行的潘义汉，则被押解到黄祝华曾经服刑的地方。如果他不能像黄那样幸运地赢得减刑，就得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一直生活到2008年1月3日。
2005年4月15日，我离开寮东村，还有半个月，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就要揭晓。吴锡铭肯定地说，黄祝华一定会当选村主任。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Ⅱ温州劲吹“贿选风
chapter 2 疯狂的“魔”
过去18年，中国乡村漫天飞舞的选票，不仅以选举的名义表达了民主对民意的尊重，而且改变了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级政府的任命加以确认的威权传统。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浙江，不但进步的力量超出我们的想像，暴力血腥黑金等等民主的敌人，也让我们瞠目结舌。所幸，“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专制的敌人”创设出新的制度，屏蔽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温州劲吹“贿选风”
过去的几年里，温州人的“常用词典”中多了“贿选”这个词。尽管严格界定贿选，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但乡村村社阶层的一般民众，还是将“新富”们用香烟酒席钞票推动的选举，笼统称之为“贿选”，并将广泛存在的贿选现象，描述为“贿选风”。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同行来到据称“重灾区”的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此时，区镇两级联合成立的“贿选调查组”还没有撤离。在官方结论尚未作出的前夕，经由民间人士之口，我对这场被称为“温州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贿选风，有了“如是耳闻”。
以“票”易“票”
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几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
礼品，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经常是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姜姓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姜的“平常论”在几位受访者眼中，的确很平常。这样的认识，跟一个在当地流传极其广泛的传言有关：选举期间，有的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含蓄的暗示一下说：“多多关照”，直白的当场便说：“谁谁谁叫我们把东西给你送来了，你们家几张选票一定要投给谁谁谁。”
记者跟七四村一位自称姓吴的选民求证，他想了想说，“听说了，但不是我们村的，究竟哪个村的我也不知道。”
据信，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有人说，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向记者反映说，他略略算计了一下，“拉票酒席”中，他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有茶楼酒肆的老板感言，如果村官选举年年搞，那该多好啊！
第二轮正式直选，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Ⅱ“贿选”大战
第二轮正式直选，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贿选班底
在温州，村官候选人1/2左右是私营企业主。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贿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活跃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据知情者介绍，贿选班底成员也不尽是打杂之人，个别成员甚至是捐献政治献金的老板。温州市下辖的永嘉县，一个能够摆平黑白两道的村长，在此轮海选中遭遇不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多少名气的年轻人。而据说，胜出者身后有一个贿选班底，大佬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老板，负责参选的所有费用。
“贿选”大战
在沙城镇的七四村，候选人有很多，源自沙城镇民政办的数字是十几人。受访者说，这样的情况极易引发“选战”，或者“贿选”与“贿选”的较量。
沙城镇有个村，首轮选战后，有胜出者找落马者，奉上人民币数万元，请他率领追随者“倒戈”归降，在第二轮直选中为自己助战。
“贿选”战中，一些原本洁净的候选人被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