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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它是超出经验范围的，是经验范围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们人还是去追求这个答案，这是一种超越性，实际上最后指向都是指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亡了，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并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什么教。刚才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周国平：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有觉悟，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的问题，才会有信仰。不光是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开始出家去探讨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人生，最后才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含义，佛，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基督教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我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灵魂是不死的，尽管肉体会死亡，灵魂还会到天国，所以要信仰上帝。那么那些大的基督教的那些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的《忏悔录》没有，他里面就描写他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所以我想所有大的宗教家，他实际上都是开始于困惑的，没有困惑，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信仰。
周国平：第二个要素可以说是灵魂的认真，相对于头脑的认真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就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
周国平：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总体上，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是比西方的文化要差。西方人在这个人生的根据问题上，比我们更认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实际上西方哲学它很重视一个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实际上后来就跟那个，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结合起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他们之所以这样，这样来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为了解决，因为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最终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所以我觉得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它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西方哲学它不回避死亡，它去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学，它是回避死亡问题的。
周国平：中国哲学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欠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本质，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本来的含义。它是追问终极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里面形而上学是很弱的，不但我刚才说了知识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尤其是儒学，儒家里面形而上学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可能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我就说都是灵魂的不认真造成的，灵魂不认真造成的。
周国平：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容易比较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某种宇宙的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相近的了，基本上最后都会殊途同归。你追问世界的问题，头脑认真也好，灵魂的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你走到最后，你都要走到这一步。你要对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周国平：我记得像柏拉图也说过，还有一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们都有所怀疑，就是说世界背后到底有没有精神本质呢？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呢？不知道。柏拉图说这是一种冒险，帕斯卡尔说这是一场赌博，他就说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也不存在，现在我把赌注下在存在这一面，如果上帝存在了呢，我赢了，我就完全赢了。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反正也不存在，结果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把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我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度过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信念，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结果人生你最后你怎么安排人生，你怎么对待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这个信念我无法证实，但是我需要它。
周国平：我刚才讲的三点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我就简单地说，就是说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包括宗教精神。那么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的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
那么在这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怎么活怎么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周国平：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想到了那些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想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
周国平：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去思考怎么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