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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所谓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种〃商业人格〃（《报愧山西》）。如果说传统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它在商业领域便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作者盛赞晚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信义〃和〃道义〃并把这一由山西商人〃海内最富〃的景象的消失，归咎于从太平天国到民国初年的系列战乱。在作者看来，山西商人的〃商业信用〃就是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的传统〃道义〃。但是，〃道义〃永远不是支持商业运作的主要动力，甚至连次要动力都不是。〃信用〃只是整个〃道义〃体系中最边缘和最细小的部份，它进入商业领域之后， 便转换成游戏规则的一部份。它与〃道义〃毫无干系，它只是一项〃规则〃而已。
这个例子也许能够表明道德话语在余文中被滥用的情形。 这种滥用有时会产生言说的逻辑紊乱。《西湖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者一方面企图赞美宋代名妓苏小小的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一方面又要急忙表白〃妓女生涯〃的〃不值得赞颂〃。这正是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矛盾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此类道德尺度的出现，却为历史进入文学开辟了昏暗的道路。正是这种对〃小人〃的怒气和对〃高贵〃的迷恋，点燃了人的道德情感，并把历史的理性回顾转换成了抒情式言说。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中介，历史的言说或许会变得异常困难。
道德话语在余文中的重要地位，取决于作者的〃忧患意识〃，也就是取决于作者的传统知识份子的基本话语立场。对此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我只想表明，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导引，历史阐释出现了被损害的迹象。
根据人们对这种话语立场的基本了解，它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和知识官僚的国家哲学，也就是熔铸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项基本语法的〃人格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奠定了一个面容忧戚的旧式文人形像，而且为余文的所有言说描绘了坚硬的价值边限。作者在这个限度内写作，令大部份历史阐释丧失了〃重写〃的契机。在我看来，余文中的〃历史〃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它的改变只发生在言说方式的层面上：历史尸骸被浸泡在了柔软的情感甜汁之中。
余文对苏轼和稽康事迹的详尽回顾最能说明这点。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这两个人是如何因〃小人〃的攻击而落难或被杀的。这些在历史上被谈论了无数次的陈旧观点经过文学包装之后，现在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历史因忧患文人的道德阐释而遭到程式化和图解化的一个新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的忠诚、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了文人（文官）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
是的，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卓越的〃文化〃榜样。余文并未试图改变这点。恰恰相反，它以固有的激情投入到了对苏轼的道德风范的集体赞美行列。正是这一立场引发了我的关切。
我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作为《山居笔记》中的话语核心，《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书之首。这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领作用。这篇〃散文〃试图向读者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即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惊喜地发现，就连中国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份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氏，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耐人寻味的不是黄宗羲的这种立场的转换，而是作者在陈述了这个故事之后的的评判。作者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作者反诘道：〃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必须注意这个从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话语飞跃。在〃文化〃的互相〃认同〃之后，国家主义便径直取代了民族主义，成为全部言说的重心所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要为传统知识份子与国家的历史性〃和解〃进行悉心辩护。在这种〃和解〃进程的反面，是王国维的〃凄怨灵魂〃。在清帝国绝灭之后，这个前清的文化义士在前皇室领地颐和园投水自尽，向旧帝国的家园作了最后的〃回归〃。晚清文人的问题在于：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生命与满清国家作了〃融合〃，一方面却与新的国家（中华民国）产生了极度的文化失调。这种失调是如此深刻，以致惟有以个体（而非国家）的自我湮灭予以解决。
王国维的〃文化〃毁灭，是个体文人与国家关系破裂的一个著名例证。在余文中，他的死亡就是警示，象征着旧文人与新兴国家的〃对抗〃和〃疏离〃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王死时据说身无分文，他是靠着从同事处借来的五元购买了〃门券〃，才得以走入自杀地点。
王国维的这一故事与诗人海子之死有某种相似之处：在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后，人们从他的胃袋里发现的只有两瓣腐烂的桔子。根据医学推断，他至少有两天以上颗米未进。而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这两个人都显示了与国家文化的严重失调。
但是，在海子与王国维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王的皈依和海子的离弃：王的对于国家及其中间价值的破碎信念、以及海子对于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这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精神事件。在死亡的现场，我们可以目击到王国维所选择的那个最后的家园：柔软温存的湖水。水体话语在这里再次现身，代表湮灭的国家母体，向绝望者作窒息性一抱。王在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实现了他的道德回归。他是旧体制的最后一个弃儿。
正如人们早已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余文埋怨了这个人的不识时务：未能及时同新国家及其文化建立新的〃和解〃。但在1927年，王没有任何理由向一个四分五裂、充满战乱的国家以及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化屈服。它们完全不符合王的内在理想。王痛不欲生地看见了这绝望的景象。他只是要终止这一景象而已。在国家主义的话语范围内，王的抗议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相反，如果王的选择有什么问题，那么它同时也是作者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国家只是个人生活的某个母题而非全部，文人也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才能得到灵魂的慰藉，但传统文人与国家的双边关系，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永恒焦点。招安与反叛、皈依与逃亡、忠忱与背弃、和解与对抗、亲密与疏隔，所有这些对立的正题和反题汇聚成了所谓的〃国家话语〃的核心，显然，国家就是这话语的基本主语，而文人（文官）则是一个宾语，它们吁请着文人的热切关怀（陈述）。
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反题〃（他本人对〃民国〃的肉体性离弃）受到了余文的〃正题〃（清初文人与康熙的精神性和解）的反诘。这是国家话语内部的一次自相缠绕，或者说，是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次奇怪的互噬。如果王和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了蜜月，那么是否意味着王的〃进步〃呢？答案完全相反。在1949年，如果王还活着，他必须再次作出类似的选择。而只要国家及其〃文化〃在不断更替，王的这种选择将永无尽头。同时，在国家话语的变迁进程中，王必须永不停息地〃自我改造〃，其中任何一次失误，都将令其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弃的罪人〃。
这就是一个文人的孤寂〃背影〃所流露的全部悲剧性语义。令人惊讶的是，在探讨文人与国家的关系时，王国维不幸再次成为一个反面例子，被用以验证不能〃顺应潮流〃的悲情下场。国家话语的这种专断性，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同为〃清华四巨头〃的陈寅恪的动向。作为受到新政府〃倍加关照〃的一代名士，他在政治革命的洪流中选择了〃顺应〃而不是自杀或逃亡，但他为王所写的墓志铭却暴露了内在的心迹：〃先生（指王国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可以垂之久远，与天地而共存，与三光而永光。〃在陈的其后生涯中，王就是陈的最高楷模。为了保持文人的气节（所谓〃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陈竟以数十年时间和两百万字的篇幅，写作关于明末江淮名妓〃柳如是〃的传记，赞美一个忠于前朝（汉明王朝）及蔑视现政府（满清朝廷）的〃依门小妇〃。
陈晚年双眼失明。在肉体的无限黑暗之中，柳如是的幻象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亮。他依靠口述完成了这〃鸿篇巨制〃。这是进行话语抗战的一个罕见个案。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