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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特色尤其将那种过时的调子推向奇怪的极端。早些时候，作为拉拢读者政策的一部分，《书评》设立了一个部叫“有问必答”，为读者提供其不太清楚的文学信息。问题和答案都来自读者。如果它们能作为判断的依据，19世纪最唠叨最多愁善感的一面还活得好得很，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本奇利写了一篇极棒的滑稽模拟《文学失而复得部》；它的优秀部分在于，像所有好的戏拟一样，它没有对原作的效果进行不恰当的夸张。《文学失而复得部》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出现在《金婚》的标题下。K·I·F——谁是下述文字的作者 ？它是什么意思？
噢，金色的婚礼金色的，金色的婚礼！
典型的答案出现在《祖母还是女孩时》的标题下：“路特·F·尼姆，弗卢申，L·I——E·J·K询问的诗，在1850年7月堪萨斯阿什堡的自由土壤骚乱时有人背诵过。它的题目叫《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作者是利昂得·B·里泽德主教，最后几行是这样的：“‘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其他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有：奥尔巴尼的利利昂·W·以思特、纽约的马丁·B·弗洛奇 、纳罕特的亨利·卡伯特·洛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六十年代《有问必答》还挺受欢迎，而且形式大体上没变。l963年，德怀特·麦当劳写他著名的敌视书评的文章《纽约时报，唉》时，毫不费力地引用了最近的“疑问”，如果罗伯特·本奇利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欣慰。没错，这一特色项目只是书评上出现的众多项目之一。但因它每周不落，故而成为《时报》特色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占怪而又惹人喜爱的方式，它加强了人们对《时报》的印象，即在《文学》上，它已大大落后于时代。
事情发展的自然过程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任何象书评一样广泛的综合性报纸必定要反映出新名词、新主题、新态度，即便是仅仅通过被评的书。
其中不少东西在二十年代看来己是现代得危险，到五十年代，批评家对它最一致的攻击不是它太超前，而是它太温和。
例外总是有的——令任何报纸都引以为荣的例外。间或也有人试图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十年代，《书评》大大得益于极为敏锐的助理编辑哈维·布莱特。但布莱特一直没成为编辑，《书评》又回到了它的老路，在文学界的上层——不仅仅在上层——不满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的作家都发表了文章抱怨说《书评》不够好。德怀特·麦当劳的作品便是一例。此次战役中弹药的其他提供者有《美国学人》上的齐奥费里·瓦格纳；《哈珀杂志》上的伊丽莎白·哈得维克，以及《代达勒斯》上的约翰·霍兰德（名单可以很容易地拉长）。
开始时批评还受到抵制，但最终它们还是达到了效果。文化环境此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十年代，《书评》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变。1971年，约翰·利奥纳德被任命为编辑，标志加大改变对旧有约束限制的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利奥纳德先生和他的继任——哈维·沙皮罗、米切尔·利维塔斯及利贝卡·柏柏·辛克勒——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但无论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比他们中任何人和此前《书评》70多年主导思想之间相似的地方都要多。
《时报书评》遇到的某些困难，任何属于报纸一部分的书评都会遇到，比如，如何协调高品味的文学标准和特殊的文学兴趣与对这些标准不感兴趣但又想了解一些书的情况的普通读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将《纽约时报》的经历和《伦敦时报》相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902年，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出现了出版业的发展，为了对此作出反应，《伦敦时报》也创办了文学副刊，但它允许此刊的编者，一个很有学者趣味的人，去按自己的政策行事，结果是副刊反映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敬，但同时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伦敦时报》在一战前不久采取措施，将副刊分出去成为独立的周刊，同时在每日报纸的版面上继续刊登书评，当然数量比以前少了。
整整80年来，《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中的“副刊”这个词都被误用了。
我在七十年代自己接手编辑这份报纸时才明白它能在大西洋彼岸引起很多误解。美国的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子里的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不能对同一类型的书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论——对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文学副刊》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杂志、发行量相对较小。更为合理的比较（尽管其它的文化差异得考虑进去）是将《 纽约时报》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像书一样厚的报纸相比。
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撇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书评从一开始就信奉书前宣称的应该被当作新闻的哲学——这一哲学来自《时报》格守的不偏不倚进行报道的信条。第一任编辑费兰西恩·W·霍希受到同仁的赞扬，因为他使《时报》成为“迅速扩张的书之世界的报纸”。在这种经营原则的指导下，“书第一次被当成新闻来处理，也是第一次从报界人士的观点来处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很多相关作者及出版商的新闻。例如第一期的第一版就清一色是这些内容（包括李鼎高写的放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孤寂》标题下的一篇报道，新闻来源据说是一位英国官员，他因为职务的关系对事实比较清楚），但是“书就是新闻”的政策意欲将书评用在更广也更成问题的领域。1916年，《书评》20周年的一篇社论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了官方的信条。它声称，“《书评》已为它自己在当代散文文学领域争得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它接受一切不偏不倚，并努力向读者介绍所评之书内容的批评文章 ；它特立独行，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事实，你们来下结论。
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它却经常被当成因循守旧、模棱两可、避免下结论的秘诀，同时它也是最天真的幻想。书评不可能成为没有倾向性的报道，因为有关某书的“新闻”很大一部分都是它有多好，即使是对内容的概括，除了最最简单的概括以外，都要涉及个人的判断和喜好。绝对的不偏不倚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这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评论都行。正直的编辑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发表糟糕的评论，或是意在报答——或乞求——个人恩惠的评论，或者是源于个人仇怨的评论，不管它有时会多么有意思。但说到意见的忠实表达，即便是做到相对的公正也比虔诚的评论者想象的要难得多。
让我们假设一个比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都简单得多的情景。假设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思想极端对立的两派——绿派和蓝派，那么在评论他们的书这个问题上，编辑该怎么办 ？如果将绿派的书都送给绿派书评家，蓝派的书全送给蓝派书评家，他的报纸上就不会有多少思想上的争论。
如果他将绿派的书送给蓝派书评家，而将蓝派的书全送给绿派书评家，结果必然同样可以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蓝派的书一半送给蓝派书评家，一半送给绿派书评家，反之亦然。这样他至少可以在思想的争论及生动程度上综合取舍，达到整体上的平衡。饶是如此，发现自己的书被交给绿派书评家的蓝派作者也会因感到不公而痛苦，书被交给蓝派书评家的绿派作者也会茫然不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 ？”
批评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什么是绝对的公正，人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不严格他说，一碗水端平是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最好将它交给编辑和书评家个人的良心及明智的判断。企图将它系统地强加于人只会换取令人窒息的恶果。
“书就是新闻”哲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份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涵盖了很多问题的书如果要予以充分地报道，专门知识这个因素就不能被忽视。这些年来，《书评》由于对专家的信任而著名起来，即使一个很随意的书评家，也必须和他的传记资料一起出现。似乎他从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专门的知识（评论意大利小说的人便被描述为“跟上国外小说的发展”）。《书评》显然以在需要专家时能发现真正的专家为荣。五十年代，曾流行一个有关编辑政策的笑话：“若是你得到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你会怎么办——从直升机上找一本《书评》。”
并非专门知识本身被人唾弃，绝对不是——其它的可能性更糟糕。在英国，非专业人士的书评有着很长的传统，在伟人名称的光环下沾沾自喜固然容易——如锡德尼·史密斯和V·S·普里切特之类，但因此也很容易忘记卑下的一面。有效的纠正措施也有，它以乔治·奥维尔1946年写的一篇精彩悲观的论文出现，论文称为《书评家忏悔录》。它描述的是一位记者与编辑送给他并附言“它们在一起应该很合适的”五本书的搏斗：“《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乳品制造业》、《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厚680页，重4磅）、《葡萄牙属东非的部落习俗》，另外还有一篇可能是误收的《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