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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开门，什么也没发生。“警报器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道，一蹦一跳地朝九楼走下去。他又打开一扇门，转瞬间他们到了一个静悄悄的门厅里，门厅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工业地毯，没有行人来往。他又指了一下，他们便继续走。他们走过病房，转了一个弯，在护士值班台旁边，他们朝另一个过道望去，看见有人在电梯旁边游来荡去。
“早上好，马克，”当他们匆匆擦肩而过时，美人儿卡伦大声问候，但是她说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你好，卡伦，”他答道，没有放慢脚步。
黛安坐在大厅里的一把折叠椅子上，面前蹲着一个孟菲斯警察。她正在哭泣，已哭了一阵子了。两个保安警卫一直站在二十英尺开外处。马克看见了警察，看见了他母亲的眼泪，忙向他母亲跑过去。她伸手搂住他，两人拥抱在一起。
“妈妈，怎么了？”他问道，而她哭得更凶了。
“马克，你家的活动房昨夜起火了，”那警察说。“就在几小时之前。”
马克不相信似地看看他，然后紧紧搂住他母亲的脖子。她正在擦眼泪，竭力想镇定下来。
“烧得怎么样？”马克问。
警察站起身来，双手托着帽子：“全都烧光了。”
“什么东西引起火灾的？”雷吉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火灾检查人员今天上午会到现场去。可能是电的问题。”
“好吧，我需要和火灾检查人员谈谈。”雷吉坚持说，那警察打量着她。
“你是谁？”他问道。
“雷吉·洛夫，这家的律师。”
“啊，对了，今天早晨我看过报纸了。”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请叫火灾检查员打电话给我。”
“一定，夫人。”那警察端端正正地把帽子戴到头上，又俯身看了看黛安，“斯韦夫人，我对此深表遗憾。”
“谢谢，”黛安轻声说道。她擦去脸上的泪水。接下来是几秒钟令人尴尬的沉默。她一只胳膊搂着依然茫然无措的马克。
“他表现好吗？”黛安问道。
“他表现很好。他吃得很饱。”
“那就好，谢谢你把他带到你家去。”
“里基怎么样了？”雷吉问道。
“他夜里睡得很好。今天早晨格林韦大夫来看过了，里基醒了，而且说话了。看起来好多了。”
“他知道失火的事吗？”马克问道。
“不知道。我们不要告诉他，好吗？”
“好的，妈妈。咱们能进屋去谈谈吗？就我和你两个人。”
黛安朝雷吉和克林特笑笑，领着马克进了屋，门关上了。可怜的斯韦一家！
尊敬的哈里·罗斯福主持谢尔比县少年法庭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尽管法庭事务所沉闷无趣而且压抑，但是他以极大的尊严处理着法庭事务。他是田纳西州少年法庭的第一位黑人法官，七十年代初他被州长任命时，他前途无量，人们热情地预言，他将会登上高等法院法官的位置。
高等法院仍然在那里，而哈里·罗斯福依旧在这里，在那幢风化剥落的大楼里的少年法庭里。
哈里曾经拒绝过四次任命，都是到冬季有供暖系统的法院。他之所以得到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聪明，又是黑人，而他之所以拒绝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贫穷，又是黑人。他的酬金是城里任何法院中最低的，年薪六万美元，不过这足以养活他的妻子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并拥有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但是他从小就尝到饥饿的滋味，那些回忆至今历历在目。他会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穷苦的黑孩子。
这就是一度前途辉煌的哈里·罗斯福至今依旧是一名普通的少年法庭法官的确切原因。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法律角度而言，他对违法的，难管教的，需要帮助的，以及未受到良好照料的孩子们都拥有唯一的裁判权。他裁定私生子之父的身份；为了孩子的生计和教育，他强迫父亲们执行他的命令，在一个半数婴儿系单身母亲所生的县里，他所审理的案件大多数属于此类。他剥夺那些虐待孩子的父母的权利，把受虐待的孩子安置到新的家里，哈里的负担很重。
八点三十分。他的秘书送进来一盒子邮件，并告诉哈里，有一群人等在外面，急不可待地想与他谈谈。
“还有什么新消息？”他问道，吃着最后一口丹麦苹果。
“你也许想见见这些先生们。”
“噢，是吗？他们是谁？”
“一个是乔治·奥德，我们尊敬的政府律师。”
“我在法学院教过乔治。”
“是的。他也是这么说的，说过两遍了。还有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名政府律师助理，托马斯·芬克先生。还有联邦调查局副局长K·O·刘易斯先生，此外，还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哈里从一个卷宗上抬起头来，思索着这件事。“一群相当出众的人物。他们有什么事？”
“他们不肯说。”
“那好吧，领他们进来。”
她出去了。几秒钟之后，奥德、芬克、刘易斯和麦克苏恩涌进了拥挤而杂乱无章的办公室，并一一向法官大人作了自我介绍。哈里和秘书把卷宗从椅子上搬走，每个人找了一个座位。他们彼此说了几句逗趣的话，几分钟之后，哈里看看手表，说道：“先生们，我今天计划听审十七个案子。我能为诸位做些什么？”
奥德首先清了清嗓子。“是这样，法官大人，我相信您已看过近两天早晨的报纸了，特别是头版上关于一个名叫马克·斯韦的孩子的报道。”
“非常有趣。”
“芬克先生到这里来是因为一个被指控杀害了参议员博伊特的男人，几星期之内，这个案子就要在新奥尔良开审了。”
“这个我知道，我看过报道了。”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斯韦知道的比他所说的要多。他曾几次对孟菲斯警方说谎。我们认为杰罗姆·克利福德自杀之前和他谈过很多事情。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他在那辆汽车里。我们曾试图和那孩子谈谈，但是他一直采取很不合作的态度。现在，他聘请了一名律师，而她是一块拦路石。”
“雷吉·洛夫是我法院的一位常客。一位非常能干的律师。有时候，有点过于袒护她的当事人，但那也没什么错。”
“是，先生。我们非常怀疑那孩子，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他在隐瞒有价值的情况。”
“譬如说？”
“譬如参议员尸体的地点。”
“你这样设想的依据何在？”
“这个说来话长，法官大人。要解释得花点功夫。”
哈里摆弄着他的蝴蝶结领结，以他特有的方式狠狠瞪了奥德一眼。他在思考。“所以你们想让我把这孩子传来，问他一些问题。”
“是这个意思。芬克带来一份请求书，提出这孩子是一个违法少年。”
哈里对这话可有点反感。他那发亮的前额突然皱了起来。“一个相当严重的断言。那孩子犯了什么罪？”
“妨碍司法。”
“你有法律根据吗？”
芬克打开一个卷宗，站起来从写字台上面递过去一份薄薄的诉讼案摘要。哈里伸手接过来，开始慢慢阅读。室内静寂无声，刘易斯感到有些恼火，因为他毕竟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而这个法官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哈里翻了一页，瞥了一眼手表。“我听着呢，”他朝芬克说道。
“法官大人，我们的看法是，由于他的虚假陈述，马克·斯韦妨碍了此案的深入调查。”
“哪个问题？凶杀还是自杀？”
绝妙的要点，一听到这个问题，芬克心里就明白了，哈里·罗斯福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他们是在调查凶杀案，而不是自杀案。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不许自杀，也没有规定不许目击自杀。“嗯，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该自杀案与博伊特谋杀案有着某种非常直接的联系，那孩子的合作非常重要。”
“如果那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审问他之前，我们不能肯定。眼下他正在妨碍调查。如您深知的那样，每一个公民均有义务协助执法官员。”
“我对此烂熟于心。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那孩子是个罪犯，似乎有点过于严重了。”
“法官大人，如果我们能举行一次秘密听证会，把那孩子传到证人席上，并让他宣誓，然后向他提问，就会有证据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切。”
哈里把诉讼案摘要扔到一堆文件中，取下他的老花镜，嘴里咬着烟斗柄。
奥德身子前倾，神色庄重地说：“请注意，法官大人，如果我们把孩子拘留起来，然后举行一次紧急听证会，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便能得到解决。如果他宣誓说他对博伊德·博伊特的事一无所知，那么便可以撤消请求书，孩子回家，事情便了结了。这是例行程序。没有证据，没有发现少年犯罪行为，也不会有伤害。但是如果他知道与尸体埋葬地点有关的某些情况，那么我们便有权知道，而且我们认为，在听证会上那孩子会告诉我们的。”
“法官大人，要让他开口说话有两种方法，”芬克补充道，“我们可以在你的法院里递交这份请求书，并举行一次听证会，或者我们可以发传票让这孩子站到新奥尔良大陪审团面前。留在这儿似乎是最快而且最好的方法，特别是对那孩子来说。”
“我不想一张传票把这孩子传唤到一个大陪审团面前。”哈里严厉地说，“明白吗？”
他们都连忙点点头，而且他们全部十分清楚，联邦大陪审团可以无视一个地方法官的感情，在任何时候传唤马克·斯韦。这是典型的哈里风格，迅速为他的司法权限范围内的孩子撑起保护伞。
“我更愿意在我的法庭上处理此案。”他说道，几乎是自言自语。
“我们同意，法官大人。”芬克说。他们都同意了。
哈里拿起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