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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外交部长由谢尔盖·拉夫罗夫担任，他是原驻联合国大使，现年53岁，精通英语、法语。
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改任新政府安全会议秘书。
根据普京总统下达的精简机构，重新整合的命令，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心大刀阔斧地开展精简机构的工作。准备将现有的250名副部长精减到18名，即9个部每个部只保留两名副部长。而副部长们管辖的250个部门只剩下100个。计划裁减20％的政府工作人员，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用于提高高级官员的工资待遇。工资水平向私企高级管理人员靠拢。
第四章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第1节 90年代以来的两次车臣战争（1）
滴血的历史创伤
车臣位于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南与格鲁吉亚为邻，北接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西与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毗连，东靠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53％。
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历史积怨由来已久。车臣人是北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其语言属高加索语族中的纳赫语。
车臣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直到16世纪才陆续移居捷列克河及其支流松日河、阿尔贡河的河谷地带。长久以来车臣一直没有自己民族的书面语言， 19世纪初才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创立本民族的书面语言。虽然车臣的语言文字和近现代发展历程与俄罗斯密切相关，但车臣人并没有皈依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而是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信奉从阿拉伯传入的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中的穆里德派。
车臣人崇武、好斗、善战。车臣历史上屡遭侵略，长期反抗外来统治的历史使车臣人形成了桀鷔不驯的民族性格。13世纪时，被蒙古鞑靼人征服。14世纪末，中亚的帖木儿帝国进占北高加索。16世纪后，又被邻近的卡巴尔达、库梅克汗所统治。波斯人、土耳其人也曾染指过这一地区。18世纪初，沙俄开始向高加索地区扩张。车臣盛产石油，又是通往里海与黑海的要冲，被沙俄视为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要地。沙俄经过多年血腥战争，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车臣。
车臣人不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俄武装斗争，但都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镇压车臣反抗的沙俄将军叶尔莫洛夫认为：“跟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可以讨价还价，对格鲁吉亚人或阿塞拜疆人可以给他们颜色看看，但对车臣人，只能斩立决勿留后患”。
19世纪中期，俄罗斯发动了高加索战争。车臣人先是跟从卡齐——穆罕默德参加伊斯兰“圣战”，而后加入沙米尔建立的伊斯兰教长国，与其他高加索山民一道共同反抗“异教徒”统治。为消灭和赶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山民，迫使其余居民放下武器，完全兼并北高加索，沙俄政府一方面大量地驱逐当地土著居民，一方面无休止地向该地区移民，使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各民族很快成为少数民族，车臣人与俄罗斯人因此结下深仇大恨。
长期以来，车臣人形成了“奔袭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法式的社会关系。社会以大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家庭一般都有40…50人之多，每个林庄都建有作战高塔。他们的作战对象，既可以是“异教徒”，也可以是毗邻民族，还可以是族内其他家庭。为了替本家庭、本民族“报仇雪恨”，车臣人不仅会“子报父仇”、“世代复仇”，甚至可以对“欠下血债”的其他家庭或民族“大开杀戒”。由于这一习俗，他们可以为出世以前的家庭“冤仇”讨还血债，也可以因为自己毫不知情的“世仇”而无端受害。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习俗，是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经常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也是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无法化解的主要障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受国际帝国主义、伊斯兰世界反共势力、原沙皇帝国境内反革命势力的挑唆，北高加索各族穆斯林几乎全部卷入反苏叛乱。在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的直接支持下，戈钦斯基领导的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反叛“起义“影响相当大。北高加索因此成为反苏叛乱最剧烈的地区之一。
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已近尾声，但北高加索的叛乱仍未止息。1921年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专门作出决议，指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格鲁吉亚向达吉斯坦和车臣暴乱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但直到1923年，北高加索问题仍未解决，戈钦斯基领导的叛乱仍在继续。匪帮的袭击和侵扰搞得交通瘫痪、经济紊乱、社会毫无安全可言。远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权为此焦头烂额。当时负责处理北高加索事务的伏罗希洛夫，曾经向中央进言，要“借助车臣盗匪本身来消除车臣的匪祸“。赫鲁晓夫晚年回忆当时车臣的形势时，仍咬牙切齿地说，“北高加索遍地是土匪”。
苏维埃建国初期，车臣与印古什共同加入了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而后又同其他民族一起共组北高加索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但这些山民独立性都很强，根本搞不到一块。该共和国不久被撤消。1922年11月底车臣单独成立民族自治州。为体现中央政权对此事的重视，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派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大员亲临自治州成立大会。经验丰富的伏罗希洛夫对车臣的前景非常忧虑。他向中央报告说：在车臣，“毛拉是唯一文明的力量，享有无限的影响力。”“居民们生活在原始愚昧和对神的畏惧之中”。
1925年车臣人杀害两名苏军战士，车臣问题再次凸显，北高加索党组织作出了“车臣政治局势更趋尖锐”的判断。为稳定局势，经斯大林批准，有关各方集结重兵，于当年8、9月间在车臣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叛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车臣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进入了山区，村庄里只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苏军不得不借助于大炮和飞机轰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解除车臣人的武装。为了逼迫车臣人交出叛匪头目戈钦斯基，苏军曾不得不扣押车臣上层人士作为交换。事后，苏联安全机构查明，在当地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中，有些车臣族干部暗地支持和帮助叛乱分子与苏军作战，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惩罚。
从表面看，苏联1925年在车臣平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苏军不但缴获2万支步枪、3千只手枪和5万发子弹，而且俘获了叛匪头目戈钦斯基等人。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任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温什利希特向中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在军事行动之后随即广泛开展实现苏维埃化、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的工作。军事压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也会付之东流”。
温什利希特不幸言中了。由于军事平叛后续工作没有做好，车臣问题依然如故。1934年，车臣自治州与相邻的印古什自治州合并，面积2万平方公里。1936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车臣的民族自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但车臣人并没有对此“感恩戴德”，车臣与俄罗斯的隔阂和矛盾仍时稳时现。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北高加索。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车臣和印古什人把德军视为民族解放者，成立“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占领者进行合作，希望借德军力量把俄罗斯人赶出家园，恢复民族独立。苏联领导人决定撤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斯大林一怒之下，下令以背叛祖国罪和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近42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监视居住。被迁移者中既有各种荣誉勋章获得者、集体农庄先进生产者，也有卫国战争参加者、残废军人。在这次“强迁”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逃跑，有人甚至准备回北高加索山区开展反苏游击战。据统计，这期间，共有3745人因参与反苏活动而被捕，另有3078人因反叛而被镇压。
战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中央政权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所有被强迁的民族落实了政策。车臣人大批返回北高加索，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这一过程中，车臣人、印古什人与迁入北高加索的其他民族发生了尖锐对立，有的地方连续出现大规模械斗和冲突。有的车臣人高呼“车臣政权万岁”、“我们要宰俄罗斯人”等口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纷纷外逃。也有些俄罗斯人不甘示弱，在非车臣族居民中煽动反车臣情绪，在群众集会上高呼反车臣口号，为民族冲突火上浇油。
为缓和民族矛盾，苏联政府惩治了不少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其中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人。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没有解决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的互相信任，反而留下了更加深重的后遗症。勃列日涅夫时期，“车臣综合症”不时发生。据有关资料，从1958年到1972年的14年间，车臣人因各种犯罪活动被迫追究刑事责任的达11。5万，平均每6个城市人口中就有1人是犯罪分子，其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民族。
那时，苏联从不披露民族关系内幕，使外部世界对车臣问题一无所知，直到不久前，人们才从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得知，尽管苏联当局进行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但车臣人对伊斯兰教诚信不疑。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穆里德教派共有300余个！宗教活动极端分子多达1。2万人，而且不乏苏共党员、预备役军官、工厂经理、作家等精英人物。安德罗波夫当时建议，鉴于车臣—印古什形势持续紧张，存在着经常不断地挑衅性行为，应在那里驻扎特警部队和正规部队，加强安全机构。
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使本来就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