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第59节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