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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这种西化的泊来品在上海是很有传统的，这种传统不仅仅是上海的咖啡馆有着比较地道的巴西或意大利咖啡或正宗的英国红茶，以及懂得享用这些的咖啡男女。据说早在上海被割划出一块块租界的年代里，就有洋行的职员、大公司的先生小姐，以及外国驻沪广播电台播音员等，每到中午便有到就近咖啡馆用餐的习俗。这些能到咖啡馆用餐的人士，在如今上海人看来绝对算得上是白领了。
在我上下班必须经过的那条与淮海路相交的小马路上，也有着两三家小小的咖啡馆。尽管这条马路不像衡山路那样两旁长着高大的法国梧桐，令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落，如女孩的花裙和揉碎的心事，予人优雅的联想；相反有着气味令人掩鼻的公厕，有着那种一层板壁薄墙的老屋，以及靠在电线杆上晒着的马桶，更活跃的风景就数那些穿着睡衣睡裤、趿拉着拖鞋、在门口或搓麻或洗衣淘米拍打旧棉花胎、或拆掉自家沿马路的一面墙做着小买卖的男男女女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形里的咖啡馆却仍然铺着温馨的方格台布、在蓝调爵士乐和周璇时断时续的歌声里，迎送着一对对入时的上海男女，外地人一般找不到这种小马路上的非“名门望族”的咖啡馆。
起初我很是怀疑这种地方的咖啡馆能有生意吗，因为整条马路没什么格调，而侧身其间的咖啡馆能吸引爱面子的上海人进入吗？通常上海人约朋友、谈公事或随意聊聊不大喜欢串门到别人家里，咖啡馆便成为一个最惬意的场合，这里温情、宁静、气氛优雅，也不至于花太多的钱；尤其对于那些卷着一帘幽梦的男女，这里不事张扬，咖啡馆里的窗户和灯光永远不会像快餐店一样亮堂堂的。不过这么说这条马路上的咖啡馆显然是不够体面派头的，上海人颇讲究地段的呀。然而有一天，我被同事带到这里忽然发现了实惠与体面的契合。
自从单位里烧饭的阿姨突然走了，食堂也就自行撤销了，大家纷纷为找一个每天中午固定吃饭的地方而犯愁。其实单位门口的小面店、大排档比比皆是，三五块钱便能吃个饱而且有荤有素，碗面上油光可鉴、红肥绿瘦，可以坐下来慢慢吃，也可取了盒饭走。就说那盒饭吧，看看盖在米饭上的菜绝对令人垂涎，一般都有三四个品种，而且大排、荷包蛋、鸡肉鱼块必居其一。如果是吃面也有不少花色交头，至少得有雪菜肉丝或香菇面筋吧。但是，起初为午饭犯愁的那些天却不见单位同事在此落座用餐，甚至没人买回盒饭来，即使编辑部里最节俭的人也宁肯早晨上班从家里带便当。当然这些临街的小饭店绝不靠几个文人撑市面，有的是出大力流大汗的人来这儿大碗地要大口地吃，人家生意好得老板伙计都忙不过来。只是当我有一天，从咖啡馆的玻璃窗望到马路对过那些坐在长条凳上吃饭的司机、民工和脚边放着样式过时的旅行包的人，才恍然悟到某种人与人的分别，单位里的人不去那里吃饭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路边饭不卫生。
像我所供职的这种依然称作“单位”的地方，大家都不以为自己可算作白领，虽然我们的工作并非汗流浃背会把领子抹黑。单位的这幢旧式小楼缩在弄堂的最深处，随时可能在政府一声号令下被拆迁掉，若时光倒流数十年，却是大户人家的花园洋房。如今一户人家被做成一个单位早已面目全非，真是一言难尽这一发展壮大的内涵。从前出入这小楼的太太、小姐不是乘了美国小汽车也得是坐着黄包车。如今挤着公交车匆匆奔来的上班女性早已没了那份悠闲笃定。年轻些的女孩为了赶点刷卡，花上5块钱，让人家摩托车驭着一溜烟儿驶来。从前月份牌上的雍容淑女已成故事百媚不再。至于小楼里的格局也早已重组，三层之上又加盖一层。常听得老编辑说，格房子不牢了，加出来的总归不是原配。几十号人吃饭的灶间还没原先一户人家的宽敞，从前古董字画的客厅早已隔成几个部门办公。烧饭阿姨没走时，不止一次逮到毛发油滑浓密的大老鼠，并剪下那老鼠尾巴挂在某同事车把上，让他带回家去恫吓同类，以“敲山震虎”。
想想与鼠共舞的环境，也不敢自诩“白领”了。一般概念中的白领，当是在那种有着带香味和干手巾的卫生间的高档写字楼里的职员，男人大多西服革履，女士小姐则西裙套装，尖尖的白衬衫领子翻在黑西服外面，她们都略施粉黛，一般都不妖娆招摇，但大体都中看不致令人太扫兴。白领工作的地方基本上不称作“单位”，因为那里大多有老外，老外不懂什么叫单位，当然也就没有食堂这种绝对中国特色的附属。
突然失去食堂以后，本单位的年轻人不知是应了谁的号召，一股脑儿的涌进单位门口那条小马路上的“梦莲”。其实“梦莲”于我们编辑部的年轻人是不陌生的。我就曾不止一次约了作者或被采访人在此聊天或做访谈，因为这里是咖啡馆嘛，当然比坐在单位的会议室里，从饮水机里接一杯纯净水递给人家要有味儿得多喽！但是那天中午一推开“梦莲”的门，比我更年轻的同事欣喜得有点夸张，哈哈，附近淮海路上高层里的白领都在这里呢。似乎我们在一顿午餐里找到了白领的感觉，不过同事没忘记说，阿拉还是不适宜把尖尖的白领子翻到外面来的。我们的工作环境似乎更适合把自己弄成不修边幅的前卫艺术家，可以随便在衣服上涂点颜料什么的。当然这么多的感慨是在饭后发表的，当时急需填饱肚皮。
中午的“梦莲”，完全不是晚间和午后的情调，座无虚席，人声盖过了柔曼的音乐，但不是高声刺耳的喧哗，而是和声效果，毕竟来此的人都有模有样，间或夹杂着流行的英文短句。服务小姐的托盘里不是咖啡壶或茶点，而是统一规格的客饭，每一客配有四个品种的拼盘菜，外加一碗汤、一杯茶，统一价格12元。午饭后价格便上浮了。
中午的“梦莲”，几乎是被附近写字楼里的白领包下的。奇怪的是平日里“梦莲”的门口难得能见到白领先生或小姐，怎么一到午餐时分就像忽地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其实他们都是从附近的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当然他们不出写字楼也能解决午餐，比如香港广场底层就有云集了粤、沪、台各种风味儿的“大食代”，而紧邻的太平洋百货顶层又有热闹的小吃广场，路口还有台湾人和上海人各执一端的豆浆店，但是咖啡馆的午餐吃起来比起别的什么好像更有饭的感觉和正式，更重要的一点是到咖啡馆用餐不失身份哎。
其实这种咖啡馆午餐并非今天的流行，“梦莲”里的场景就像是一部老上海黑白电影的片段。上海是被半殖民过的，基本上没有国人传统的午睡时间，所以通常中午是回不了家用餐的。而大多数工薪族是不可能到咖啡馆吃中饭的，即使单位补贴餐费，也宁肯自己带便当，在酱菜瓶里装进头天烧好的小菜，然后省下饭贴并到工资里去。但是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的白领又怎么能丁零当啷揣着饭盒酱菜瓶来呢？
上海的咖啡馆像一台近代的风车，只是在那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年代停转了许久，而一旦轮转起来，便续上了从前。
喂，你们晓得哦，从前上海的咖啡馆就开中饭的，不过那时候真便宜，只要一块钱甚至能吃到西餐大菜哩！同事颇谙掌故地说，听得一班比她更年轻的女孩直把眼睛睁到额头亮晶晶，却不料一边有点阅历的人急急咽下口里的饭——
侬晓得格辰光一块钱是啥概念哦？听我父亲说一块钱能买一百只鸡蛋咧；两块钱就是一个女佣做一个月的工钱呀！
一句话塞住了小姐们的叽叽喳喳。挑起一块钱的同事有点尴尬，虽说她的祖上参加过土改工作队，但到了她这一辈早已模糊了历史的疆界。今天几千年人类历史文化竟然可以被压缩在一块细小的芯片里，牛津大学巴德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全部馆藏的传输在42秒内即可完成。如此飞速的时代里，忽略掉一元人民币和一块大洋之间的历史跨度的女孩又岂止她一个！在上因特网与逛商店一样兴致勃勃的同时，却对任何带有怀旧价值之物崇尚起来，是这个年代年轻人的时尚，于是那些尖尖的白衬衫领子翻在黑西装外面的Office小姐，便在晚上很时髦很前卫地走进伪装成旧时老上海的咖啡馆里来，泡在那里谈很时尚的话题或者很没主题地闲聊，在某一个间隙蓦然陷入无端的缅怀与想象。
沉默了片刻，大家各自付了账，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单位究竟能给多少餐费补贴上来。年轻点的吵着至少得够咖啡馆一顿客饭吧，年长的则连连摇头说，还是打个对折好，不要期望太高，反正明天我是去豆浆店吃雪菜肉丝面了，6块钱一碗。
大家议论着走出“梦莲”。迎面碰上单位领导，抱着一摞白花花的一次性饭盒弃至垃圾堆上，盒饭令嘴唇格外油光，比我们刻意去买的亮唇膏效果明显。大家不由一致沮丧地达成共识：我们的饭贴是肯定不会够一顿咖啡馆午餐的。
曾经透过“梦莲”的玻璃窗去看马路对过，便觉自己与那些坐在路沿上吃排档的有所分别；而从咖啡馆出来得知饭贴是仅够弄堂口的盒饭的，便觉自己也与另一些人又有分别。于是就又想到一块钱的误会，想到在咖啡馆吃午饭夹带英语短句的白领，并联想到某些非常话题，比如“一国两制”，不禁莞尔，觉得去咖啡馆吃日常饭，就像蓄了一笔钱到香港几日游。
去“梦莲”的人很快就少了，当然“梦莲”里面的白领依旧，只是本单位同事去咖啡馆午餐的热情淡了，理由是想换换胃口，但见垃圾堆上的一次性饭盒一顿就堆出些规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