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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因为只会注意身边几个互有往来的人的作品。文坛就是个秘密行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秘密行会组成了文坛。每个行会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后来人一看，还不就是一些利益。五四以来的文坛上的争论，即使有的是外界力量介入，即使有的本意并不如此，但到最后无非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势知识分子在唱着主角。鲁迅的孤独是他太独一无二了，他既不是权势知识分子，尽管有权势知识分子的色彩。他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他就是“民族魂”。既然是民族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民族的弱点。
现在，重新阅读沈从文的文本，鲁迅不把他归入乡土文学，也有道理。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也没界定。但从他所圈所点的作品来看，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即使对沈从文而言，湘西就是如此，如此就是湘西的现实，但对于其他人，这种现实就是一种浪漫，甚至接近于理想。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陶渊明也直面现实，只是每个人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王鲁彦们的现实里，他们看到了“阶级”；沈从文在他的现实里更多的是看到“人性”。 鲁迅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既不看“阶级”，也不看“人性”， 鲁迅看的是——让我们到他的小说中去看吧。不得不承认，五四以来最有看头的小说，还是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读第一遍时的感觉总比读第二遍时有劲。沈从文的小说是茶，茶要新。鲁迅的小说是酒，酒要陈。当然，啤酒也不行。鲁迅的《高老夫子》，就是一杯啤酒。沈从文的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一首田园诗。或者说是田园文学。他本无意于揭露现实，他甚至还在回避现实，因为他只表达理想——离开湘西的沈从文，湘西的现实就是他的理想。在北京冬天的滚滚煤烟里，清风的湘西，自然是个理想了。我想湖南真是大地方——出“大人物”的地方，一部现代史，差不多要成为湖南的地方志了。但这里是有偏差的——因为有些人已被有意抹杀，比如陈独秀。从这点上看，不说现代史的真实性与否，它的眼界，或者说思维模式，确实是地方志的思维模式。但这部“地方志”，也是可怀疑的，比如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不也是遭到有意的抹杀吗？一部现代史，后来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它是一部专制史，捧杀史：捧李大钊了，就杀陈独秀；捧鲁迅，就杀——杀得更多了。但这笔账不应算在鲁迅头上，只是从中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专制的大宫廷中，一切文人都是御用文人。有的是被御用而不知，比如鲁迅，因为他早早故世；有的是正面御用，比如周扬；有的是反面御用，比如王实味；有的是不御用的御用，比如沈从文……专制不除，自由知识分子就是永远的梦想。专制不除，中国文学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势知识分子的倾向，它既是专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结果——专制当然也是文化的结果。
1939年版和1942年版《沈从文》
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
1942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文学运动的重造》这一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使沈从文在当时与后来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这两篇文章一发表，就相继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猛烈的炮火袭击——如果《一般或特殊》的发表，不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也许沈从文也不会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
在《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里，沈从文针对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其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如说是一些作家的倾向——一些所谓的作家——从来没写出过什么作品，但会借助外势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沈从文说了一番话。这一番话，是有感而发，也是借题发挥，因为在沈从文心里可说是郁积许久了。这些所谓的作家，使本来应该纯粹的文坛，成为乌烟瘴气的秘密行会。沈从文是饱受文坛的秘密行会之苦的，如今又眼见这些所谓的作家借抗日宣传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当然会有感而发，也当然会借题发挥。他反对文学作品成为简单化的宣传品，其实是对那些所谓的作家的挑战，也是反击。甚至是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一番辩解。因为那些所谓的作家在抗日宣传之名下，指责沈从文一类的作家——怎么还不走出象牙塔——也就是说还没与他们保持一致——即写作宣传品。其实你写你的宣传品，我写我的纯文学，并没有利益冲突，但由于那些所谓的作家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实质是权力欲在作怪（在文坛上，现在也是如此，越是写得差的，越是有权力欲），就开始膨胀了。沈从文的《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反驳文章，只是在那样的语境里，沈从文说的这一番话，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起码给权势知识分子提供了靶子。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接近自由知识分子态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强调自我的独立性，所以不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因小失大，太局限于一个创造生命的本身自满的理想；
二，左翼文学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早就有了思想基础，或语言上的准备——那些批评沈从文的文章，有的简直与文革语言同出一辙，像是大字报。
在《一般或特殊》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段话，与二十年后沈从文写作的《跑龙套》对照起来读，能读出晚年的沈从文的无奈、不满和沉痛，当然还有其他（见《反对神化》）。作为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跑龙套》，我以为是研究沈从文晚年心态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
《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还有“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话，可作沈从文以后为什么会进行文物研究的主要注解。
为了对反驳的反驳，沈从文又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普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由“普通知识分子” 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如果沈从文有这一想法的话，沈从文也是模模糊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沈从文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
左翼文学阵营把沈从文这两篇文章概括为一个观点：即“反对作家从政”。到了文革，也是扣在沈从文头上的帽子之一。
沈从文有没有他的政治观点？
我想有的话，也是大而化之的政治。沈从文是五四的真正受益者，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新事物的气势，把需要的甚至是尚没捉摸透的，先拿过来再说。更像是勇气，大于胆识的勇气。当许多人开始狭窄的时候——勇气泄气了或对勇气怀疑的时候——沈从文却保持了这一点。不是说沈从文比他人勇敢，也不是说沈从文头脑清醒，只能说他好奇。好奇给他带来了变化的能力、自由的感觉。好奇也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既不左，又不右，沈从文的一生是动态的，像骑着自行车，重心偏左偏右都会倒地，他前进着，几乎是本能地保持住平衡。
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像个谜似的。我更愿把它看作象征：沈从文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只是个人私交，而与左翼作家组织却毫无关系，因为他变化的能力和自由的感觉，使他不能也不会停留在一种思想上，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会受到影响，这在他写湘西痛苦的一面的小说时有所流露。但不会被这影响所左右。
谈论沈从文的政治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沈从文没有执著的政治观点，只有一个大致倾向——这倾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与徐志摩和胡适他们交往密切时，沈从文差不多是准自由主义。而一切主义施展到沈从文身上并对沈从文产生影响时，恰恰是这主义走样的时刻。他人格中几乎没有政治化的质地，就像你怎能要求一座银矿去出产破铜烂铁。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懂政治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治这个现代概念比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概念，在中国，是更为混乱的。传统文化中结晶出的政治颗粒，实在是权术的囊肿。我们有权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我们有官场，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
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他们是一对挚友，我原先总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人是太不相同了。巴金是“我控诉”，而沈从文呢？沈从文是我做梦——沈从文只想做一个梦，一个自由的梦，在梦中梦见了自由的创作。他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与左翼作家的出发点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