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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作家中可以分出两类作家：有彩照的作家，与没有彩照的作家。这像是一个比喻。
在我所能见到的沈从文的照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一九三五年夏天摄于苏州的那一张——这两个人的微笑是让我羡慕的，也让我猜测。照片上的沈从文，已没有早先留影时的紧迫感、瘦劲感，而显得微微有点松弛、有点发福。因为他触摸到了幸福？并在触摸这个幸福时感到了安全？我也见过张兆和的一些照片，青少年时期的张兆和，有点野头野脑的，仿佛是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而此刻，在幸福的沈从文身边，她温柔了，还有点羞怯——这一张照片上的沈从文，他的姿势是不乏主动的，他似乎要走出照片，向我们走来。而张兆和却像要退去，退向这一张照片的深处。张兆和是沈从文身后的女人——不是说沈从文的光芒遮蔽住她，而是张兆和在沈从文的身后，扶着他，也推了他一把。由于张兆和的个性和沈从文的个性差异很大，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并不和谐——张兆和推他推得太重太快太急了，沈从文也有点无所适从。沈从文在社会上是无所适从的，在家庭中也有点无所适从，正是这无所适从，使沈从文处处想要把握住自己，于是在思维上就常常显露出与那个时代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沈从文常常有意无意地称自己为“乡下人”，也就是他把握住自己的方法——“乡下人”这一称谓像锄头，沈从文抓住锄头柄，举高了，一锄头下去。
由于有意无意的渲染，我们也曾是渲染者，沈从文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心里，似乎是一个蛮子，他的走上文学之路，是完全缺乏文学准备的。或者说他是天才，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不需要多少文学准备。我是相信天才的，在这里，蛮子与天才是一种真相的两个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天才差不多都是蛮子。只是我更愿意认为沈从文是个苦力，他创作三十年，出了近一百部单行本，就是个证明。
五四时期没有天才，那是个巨人时代、苦力时代。
现在才是天才时代，“天”么，“二人”——两个人（当然是种象征）勾结着，互相吹，吹上一“天”（不能长久，长久了就会分赃不匀）。五四精神早弃而不顾了，把五四时期的皮毛倒全裹在身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身边的天才就是“二人才”，跟“二人转”差不多。
既然近来我们的身边有不少天才，尽管看不太清楚，但我们终于不会太寂寞了——我们总会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有一年我住在锯木厂附近——现在我又住到锯木厂附近了。
沈从文让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他的高产。他一个月要交一部书稿，养家糊口。我们常说一个作家的责任心、使命感，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最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就在于养家糊口上。这比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困难。能以写作养家糊口，一个天才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只是苦力。五四的许多作家都是自由职业，靠的就是写作养家糊口，而沈从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沈从文的秉赋，可能写诗的话成就会更大，但写诗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不像现在有些诗人，有什么什么“鸡精”会提供的“鸡精”，把清汤寡水熬出了鲜味，然后把现实鸡奸一番，再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痛了，它就不让你再度鸡奸，痒了，它老惦记着你鸡奸，都是麻烦事，我们身边的那几个天才是最怕麻烦的。而沈从文完全是个苦力，在这点上最让我敬重。所以他最后不写小说，与时代当然不无关系，这个时代让他感到陌生，他不是不想融入这个时代，像当年在湘西那样，游水，赌博，但他苦力已作久了，力气乏了，也就力不从心。既然力不从心，那就随心所欲吧。放弃文学创作，对沈从文而言，倒是他一生与时代最为合拍的选择，这之前，他与时代好像从没合拍过。1949年后，中国的劳苦大众翻身作了主人，沈从文也翻了个身，不当苦力了，也就是说不写小说了，他有了个机会可以另找点别的干而照样能养家糊口。而这时养家糊口的重担已被减去一半——张兆和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压力底下的挣扎，有的是社会的压力，有的是家庭的压力，有的是名气的压力，也就是虚荣的压力。卡夫卡就是家庭的压力，他倒不是要养家糊口，他企图通过写作来减弱他处身于家庭中的焦虑和紧张。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这一个作家向社会或家庭或名气的压力所能付出的减免税——既然要付税，就说明他有利可图。一切艺术都是有利可图的，一切艺术家都在为利而行事，哪有什么“为艺术而艺术”。
沈从文让我第二个感兴趣的地方，是他即使在“沈从文热”里，他也没有那种“老子先前阔过”的架势，从而对年轻的作家们骂骂咧咧。他对当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在一个媒体化、学院化氛围越来越浓烈的时刻，我们怎样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怎样保持自己的判断力——怎样保持自己的天性，在沈从文那里，既能学习到经验，又能接受到教训。
尽管沈从文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在我看来，他得到了幸福。一个通过写作而功成名就的人，最后可能什么都能得到，地位，荣誉，钱，女人，男人，杜拉斯那么一把年纪了，还得到一个小男人，不写作她能得到吗？但就是得不到幸福。所以我看沈从文晚年的照片，产生出像是看到一尊菩萨的感觉——还年代久远，像是宋代匠人木雕的一尊菩萨头。沈从文说他自己是“出土文物”，就是。再过五六十年，我们看当代作家，更多的感觉或是像面对一只用旧的红塑料桶吧。可能也是文物，如果碰巧这一只红塑料桶被某位名人提过水，像鲁迅坐过的藤椅——不就是我们文学史里的一件著名的文物吗？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2）
1933年版《沈从文》
1933年新秋，沈从文要结婚了（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一个晚上，沈从文等人往新居搬东西，发现有一个小偷在他们的院子里。沈从文一见，忙从搬着的东西中抽出一件家伙，冲上前去。小偷爬上树跳上房，跑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定神一看，只见沈从文威风凛凛，手中紧握着——
一柄牙刷。
牙刷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文明社会里，却又必不可少。牙刷的造型，有独来独往和挺身而出的姿态，更主要的是房子、汽车可以借人，但牙刷不能借人。牙刷是生活中最个人化的一个部分。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针对文坛上的一些不良习气，进行了批评。有的作家视写作为“玩票”，但又自吹或互捧。沈从文认为这些作家败坏了文坛风气。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作家杜衡的不满。几个回合下来，“京派”“海派”的说法就产生并流行了。第二年，沈从文《论“海派”》问世，他认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是“投机取巧”的，也是“看风使舵”的：
如旧礼拜六一位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
从沈从文方面讲，他指责的是一种文坛现象，他说：“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同时，他还把鲁迅、茅盾等人明确排除在外。现在看来，沈从文所指责的文坛现象，在当今文坛也继续存在——况且愈演愈烈愈趋繁多——只要有文坛，就有“海派”。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写得也不是太具体，因为还要给一些人一点面子。但往往就是这类争论，极容易引起文坛与文坛之外的注意。因为不太具体，就开了许多进口，大家都方便进来说话。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引起了文坛注意，鲁迅也参加了进来。鲁迅的文章可以暂且忽略，因为他谈的是另一方面。上至明清，下至当代，鲁迅是一网打尽了。也就可以说并没针对性。而沈从文是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有感而发的，这在前面已说过，与他的个人境遇有关。所以两个人不能谈到一起，也就是必然的事。但两个人却有相似之处：当时文坛，对鲁迅是看上去像供着，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其实是阴干；对沈从文是搁到一边去，由你自生自灭。
鲁迅在1931年有过一个演讲，叫《上海文艺之一瞥》，比沈从文的《论“海派”》的措辞更为激烈（让郭沫若耿耿于怀的“才子＋流氓”就出于其间），但鲁迅见到沈从文的文章，却并没有引为同志，而是相反还把沈从文隐隐约约地划到了“京派”的圈子——我想解释只有一个，即鲁迅由于个性的缘故，他并不需要同志，他把身外之物，一概视之为假想敌——他以恨的目光关注着世界，因为爱不能完成。在历史的哑雀无声时期，恨比爱更接近事实。在方法上，鲁迅他是把否定与怀疑紧握手中，先否定，先怀疑，先说出否定的话，先说出怀疑的话，置于死地了，后生不后生，并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他也不考虑置自己于死地了，需要不需要后生——他是怀着大绝望的。一个怀着大绝望的人，不会说空话，也不会说实话（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话），说的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如果说郁达夫执意要做个颓丧的文人——有意无意给公众的形象，那么鲁迅则一意孤行，要做个孤独英雄。沈从文呢，沈从文给自己树出的形象：“乡下人”。
鲁迅以孤独英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