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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张爱玲成了“作家中的作家”，她的影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成长出一批忠实的贩卖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张爱玲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虽然为许多人所仰慕，但这种仰慕里都带有刻意而做作的成份。
后来的女作家们都将张爱玲笔下的善恶之念进行了超越性的改写与嫁接，她们的目的也就让作品更富有艺术的意味，而剔除了张爱玲通俗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爱看张爱玲的同时又要违心地告诉所有的人说，张爱玲是无知的。张爱玲费心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利用了，这是连她自己也难以预料到的可悲的结局。
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逐渐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那么阅读张爱玲就是一个体验成长隐痛的过程，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张爱玲将一些惊世骇俗的善恶理念诉诸笔端，表面上是在制造矛盾和冲突，以解决叙事的平面化，但是强烈的历史感与责任感还是驱使着她去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这本身也是由善恶观念所决定的。
张爱玲的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人的恶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她的小说里也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张爱玲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时间也不长），潜意识里流露出的那份执著随着善恶观念的重度渲染而走出了离经叛道的囚笼，重新回到了自然与“荒野”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构成了批判最基本的时空条件。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与家长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文本中批判得以成立的契机，批判那个时代女人的奴性，批判其从属于男人的悲凉。这一切批判又都建立在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后来反观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能深深地觉察到作家对人物身体的温情眷念。虽然有些行为只是象征性的，但其精神内涵中还是希望女人浮出地表而接受人性的洗礼，即使这种希望也是虚无飘渺的。
其实，女性本真的柔弱与善良在张爱玲的笔下已经变异，在现代的外包装下女性的善也有了恶的因素的渗透，无意识的批判被真相所拆解，张爱玲古典善恶理念的躯壳所包裹住的小说文本在现代社会必然变成了一种消遣的速食品，而不是拯救堕落的圣餐。
第二章批判张爱玲（5）
女性书写的压抑与困惑
我们发现，许多现代作家的小说在新时期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显得苍茫而遒劲，因为它历经过公众的考验，在这中间，女性书写永远是一个“丧花怒放”的母题。自从五四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声音书写着时代的堕落与黑暗，愤怒与抗争，悲欢离合与人情世故，这些带着女性细腻与体温的书写让中国的小说至今还没有沦落成为明日黄花。
张爱玲与萧红是这些女作家中最为独特的两支，她们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书写的真实的声音。相比较起来，张爱玲更专注于女性书写，也就是说她写旧时代的女性更为地道一些。对于女性追求独立意识这一点，张爱玲与萧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萧红是以一种暴露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对待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张爱玲希望她们都能以独立的姿态站出来与男权社会和家长制进行抗争，但是时代的黑暗性只能以毁灭者的疯狂来扼杀每一个善良的女性，即使就像曼璐这样的“红粉骷髅”，张爱玲也是对其倾注入了自己富于同情与温暖的目光，而不是对其加以鄙视与污蔑，这样的描写也是出于对笔下人物负责的态度，她不可能违心地去背叛一些既定的原则让曼璐变得像一只温柔的小鸡，这并不符合作家富有独特性创造的法则。
对于旧时代的女性，我们在中国现代作家巴金、柔石等人的笔下经常会见到，她们的身影晃动在我们周围，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归宿，时刻处于恐惧之中，弱女子形象就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形单影只的标签。在张家玲笔下同样如此，只不过她比巴金等作家更为集中地整体性地描写了一群弱女子形象，而且这些弱女子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她们惟一的共性就是在男权社会下的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白流苏（《倾城之恋》）、王娇蕊和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郑川嫦（《花凋》）、小艾（《小艾》）、虞家茵（《多少恨》）等女子的遭遇都是如此，受夫权制和父权制的约束，她们或者受到自己丈夫的性虐待与欺骗，或者受到自己父亲的摆布与利用。
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在她看来就是“长期的卖淫”，她这样对婚姻的理解也是出于她亲见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整体上受压迫的地位是不会一夜之间就能轻易被改变的，所以这样的冒险书写在男权制社会中仍然具有典型性。就像她所说的：“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这种简单的结论在现代女人看来似乎是无耻的，但张爱玲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言说激怒了许多的当代女性是在所难免的。
在《谈女人》这篇文章中，张家玲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这样论说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张爱玲随即就补上了：“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有女人的苦衷，男人也有男人的痛楚，张爱玲是理解这一点的。只不过最后女人还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弥补了其它的缺陷：“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有了这样的结论，张爱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只不过她将男性也当作了女性。因为他们都有身体，身体能让她笔下的男女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吗？未见如此。
张家玲根本无法反抗现存的男权模式，尽管她写尽了女性的疼痛，但是她在反抗男权的努力上仍然是徒劳的。在那个时代，女人从属于男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鸿鸾禧》中的娄太太以及自己的媳妇玉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这些悲剧女性已经折射出旧上海社会的繁复与焦虑的现实境况。张爱玲虽然在反叛，但是她始终走不出那个特定的女性圈子。所以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张爱玲，尽管她写的故事好看，但是我们看过后还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这些女性形象的可悲与可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张爱玲能驾驭和控制的。
其实，张爱玲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而去虚构或者杜撰一些莫须有的反传统情结。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甚至就没有反传统，从小就受古典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影响至深，对女性遭受苦难的现状，她甚至是持悲观态度的。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没有自己的主张，有的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并尽力付诸实践，但是她们的努力大部分时候都是徒劳的，反抗带来的后果不是解放和自由，而是自己跌入更加可怕的深渊，所以她们干脆都逆来顺受地顺从了张爱玲为她们安排的悲剧命运。《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和《心经》中的许小寒都是受父权管制下的可怜女子，她们的命运最多的时候还是以沉默来抵触这种男权社会坚实的原则。《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就是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典型，她为了顺从母亲的意志，竟然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爱情，而整日守在母亲身边成为一具“饥饿的躯体”。她的脆弱是普遍的，也是分裂的，家长制早已经为她掘好了“关怀”的坟墓，她成天只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待，此外她别无它法。
女人们喜欢玩死亡游戏，这是许多的女作家都经常有过的伎俩，在这方面张爱玲同样也不能免俗。她玩的死亡游戏并非是人的肉体的真正死亡，而是虚拟性的等待死亡。在她的一篇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说《等》中，张爱玲在题目中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她的想法，那就是女人等待的结果就是走向死亡。小说中的奚太太一直在等待，等待着自己的灿烂前程与美好婚姻，因为她希望丈夫能放弃他的小老婆而回到她的身边，这是一种无望的等待，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男人拥有三妻四妾的男权社会里，大部分妇女一生都是在等待，等着有一个好的归宿，等着丈夫在花心后能回心转意，无形中就带给我们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人在逐渐的遗忘中埋藏了自己，将她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通过关怀的口吻讲述出来，剔出了钱钟书的幽默感，剩下的就只有张爱玲的不合时宜的悲凉了。心怀叵测的女性难以捉摸，无法建立起张爱玲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她们能够做的就是等待。
其实等待在更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潆珠（《创世纪》）、许太太（《心经》）、谭大娘（《秧歌》）等女性，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她们都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匆匆过客，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匆匆过客，她们以谋生的名义在这个社会上逗留不长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去天堂寻找她们更为安稳的生活了。
张爱玲无法以更深的角度去剖析她笔下的女性，《连环套》中的霓喜与《半生缘》中的曼璐等都是通过肉体来谋得自己求生的本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