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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增派１７６架飞机，继续施加压力。
５月７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次，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使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终在１４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理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第二卷七、告别白宫
当我回到总统官邸时，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处都是。我必须做出决定，哪些衣服运送到哪里——纽约州，华盛顿，还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们只想从一个房间踱进另一个房间。我在白宫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荣耀与刚参加完我们的第一个就职舞会回到家时一样。这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八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我回到林肯卧室，最后一次读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手写稿，凝视着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画，当时他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走进女王厅，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艰难的日子里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空空的书架和空白的墙壁，回想起我在此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打过的电话，北爱尔兰问题、中东问题、俄罗斯、朝鲜半岛还有国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诵读《圣经》，阅读图书和来信，在整个１９９８年祈祷主赐予我力量和指示。
这一天我很早就提前录制好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将要在我离开白宫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前不久播出。在讲话中，我感谢了白宫职员、官邸职员、特工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艾尔·戈尔，他们付出的努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总统任期。我遵守诺言，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又签署了１亿美元以便为更多的警察提供资金；那些新警察让美国在２５年以来犯罪率达到最低。
过了午夜，我又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清理物品并回复了几封信。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旁，回忆起八年来的一幕幕，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久我就要参加权力移交仪式并正式离开白宫。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将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那些优秀的机组人员曾把我们送抵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我们最亲密的幕僚；我新的特工小分队；还有为我烘焙特别装饰的生日蛋糕的海军膳食管理员格伦·梅斯，以及负责保证行李万无一失的空军中士格伦·鲍威尔这样的终身军职人员；还有几个让我开心的人，乔丹一家、麦考利夫一家、麦克拉蒂一家，以及哈里·托马森。
媒体的几位随员也准备做最后一次飞行。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克·诺勒，他八年来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过去几周中对我的综述采访有一次就是他主持的。马克曾问我是否害怕“生命中最光辉的阶段就此结束”，我回答说自己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乐趣，每个阶段都是“专注的，兴致勃勃的，能够找到值得做的事情”。
同时我也期待着新的生活，建设我的图书馆，利用我的基金为公众服务，支持希拉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打高尔夫球，轻松自在地旅行。我知道我会享受生活，而且相信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但马克·诺勒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我会怀念任期内的这段时光，我喜欢当总统，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这样。
我想好了给布什总统的信，等到写好后要放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希望能够写得风度优雅、鼓舞人心，就像他父亲八年前所做的一样。很快布什就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祝他一帆风顺。我曾密切关注布什和切尼在竞选中的言论。我知道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所做过的许多事他们不准备去做，尤其是在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问题方面。我想他们会批准大量的减税方案，不久我们就会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样债务重重。尽管布什鼓励教育和美国服务队，但他在压力下会削减所有国内开支，包括教育、儿童看护、课后辅导、新增巡逻警察、创新性研究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但这些再也不需要我过问了。
我想我们在冷战后建立的国际伙伴关系将会因为共和党人的更加单边主义的立场而变得趋于紧张——他们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京都协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
我观察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已经八年了，可以想像得出布什总统在上任之初就不得不放弃“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口号，因为其党内的当权派是右翼势力和利益集团。他们像我一样对自己的道路坚信不疑，但我认为事实和历史都会倾向于我们的做法。
对于政策和计划中的一些问题我无法控制；在政治中有些事情是亘古不变的。我也无法左右对我所谓遗产的早期评价。美国从冷战到新千年的历史将会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关于我任职总统的表现，我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是否在一个崭新而又不同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为美国人民谋求了福利。
我是否通过扩大机会、深化自由的涵义、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来帮助形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毫无疑问，我努力让美国成为２１世纪和平与繁荣、自由与安全的领导力量。我试图让全球化进程更加人性化，敦促其他国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统一的世界，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而且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努力带领美国完成这种步入新世纪的转变，对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对针对我们的新的破坏性力量也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尽力营造植根于新的思想和优良传统的崭新进步政治理念，支持世界范围同心协力的行动。不论新政府及其国会会废除我的哪些具体措施，只要我们的努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那么我指导新千年发展的方向就最终会被时代所接受。
在已被清理一空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夜，我想起了几英尺之外放在两个长沙发中间的咖啡桌上的玻璃展柜，里面是尼尔·阿姆斯特朗１９６９年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标本。每当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超出理性，我就会打断说：“看到那块岩石了吗？它已经有３６亿年的历史了，我们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还是冷静下来继续工作吧。”
这块岩石给了我对于历史和“眼光长远”这一说法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的任务就是过得更好，活得更长，而且还要帮助别人也这样做。身后之事以及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都是无法控制的。时间的长河会带走一切。我们只能把握瞬间。我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有待他人去评判。我返回卧室收拾东西时已经快天亮了，还有时间和希拉里、切尔西共同分享这一刻。
次日早晨，我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给布什总统写信，希拉里也来了。我们以欣赏的目光向窗外望去，久久地凝视着这片我们度过无数难忘美好时光的院落，多少次我拿网球逗爱犬巴迪玩。希拉里离去让我独自完成这封信。我把信放在桌子上，叫来所有职员一一道别。我们拥抱，微笑，流泪，照相。然后我最后一次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走出房门后，我张开两臂，等候我的媒体记者抓拍了这一瞬间。约翰·波德斯塔陪同我走下楼去，希拉里、切尔西和戈尔一家都等候在国务楼层，在那里我们将欢迎下一任总统。所有官邸职员都赶来道别——房间管理人员、厨房工作人员、花房工作人员、庭院管理人员、迎宾员、男管家、我的男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我看着他们的面庞，想要牢牢记住，因为不知何时才能和他们再相见，而且就算再次见到了也不会和现在一样。他们很快就要服务于另外一个同样需要他们的家庭了。
海军小乐队在大休息厅演奏，我坐在正在弹钢琴的查利·科拉多军士长身旁，他已经为总统们演奏了４０年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查利总在那里，他的音乐给我们的许多日子带来了好心情。希拉里和我跳了最后一曲舞。大约１０∶３０，布什夫妇和切尼夫妇来了。我们边喝咖啡边聊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八个人走进专车，我和乔治·布什坐在一起，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开到国会山。
一小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