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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尼·乔什（NandiniJoshi）为我口头翻译了甘地著作中的一些用古吉拉特语写成的段落。当书面翻译更能解释原文时，我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引述后。
为研究而作的旅行在机票和当地食宿方面都需要开销。定期资助我在奥斯丁·里格斯中心研究工作的西尔特·洛克（ShelterRock）基金会为我支付了第一次印度之旅的费用，阿赫梅达巴的卡马克协特（Karmakshetra）教育基金会为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日常所需提供了方便。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允许我以其成员的身份第二次访问印度，同时美国印度研究所提供了我的旅费和在印度期间的一切花销。最后我用4F奖金（首次田野基金奖）完成了全部手稿。感谢这些基金会给予的体贴人意的支持。
像往常一样，琼·埃里克森（JoanErikson）一直全身心地陪伴着我，也陪伴着这件事。她的具体帮助也将在书中提到；她同期对圣·弗朗西斯的研究特别有助于解释同样发生在甘地身上的圣徒同性恋现象。当然，全部手稿也都是由她编订的。如果没有凯·T埃里克森（KaiTErikson）的善意批评，一些章节可能会过于冗长。我在哈佛的朋友和助手苏德·克卡（SudhirKakar）审阅了全部原稿。另一位热情、勤奋的哈佛同事帕姆拉·丹尼尔斯（PamelaDaniels）对原稿的内容和参考文献进行了最后的勘误。
本书的若干章节在哈佛和里格斯由我主持的研讨班上曾进行过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有好几个夏天，由罗伯特·利夫顿（RobertLifton）在沃尔夫利特（Wellfleet）召集、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资助的心理史学研究小组也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所得到的收获都总结在《论心理——历史证据的性质：甘地研究》一文中［载《代达罗斯》（Daedalus），1968年夏季号］。
最后，我想提及几个人的名字。对我来说，一听到这些名字，就意味着很多：维克拉姆（Vikram）和玛瑞纳丽尼（Mrinalini），古特姆（Gautam）和克玛丽尼（Kamalini），吉纳（Gira），玛尼（Mani）。我不能忘记和克姆拉一起在沙巴玛第河边度过的许多安静夜晚，与罗米拉·塞帕（RomilaThapar）一同去参观甘地的圣堂，以及跟普莱姆·克帕尔（PremKirpal）一块在德里街头兴致勃勃地散步。
（合十礼）有礼啦！
埃里克·H埃里克森
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
印度：初次相逢（1）
黎明前，当飞机降落在德里机场，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就被异域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包围着，它们暗暗地迫使我在开口之前，重新调整自己所有的感官知觉。印度朋友的脸上泛着天亮前特有的表情，那种随时可以入睡、随时可以醒来的表情。克姆拉和普莱姆，两位强壮热情的旁遮普人，从容不迫地把我和琼带出了旅途的最后一站；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将关照我们，也将逐渐带领我们进入一次前途未卜的经历。
驱车经过寂静昏暗的首都街道，我们来到下榻的国际中心宾馆。这是一个接待学者的现代化宾馆，具有莫卧儿式的建筑风格，俯视着古老的洛迪街区和那些令人悚然的巨大圆形屋顶。在准备抽空睡一会儿（然后在印度醒来）之前，我们出来站在阳台上，看到梦寐以求的地方，心里不禁有种愧疚的感觉。几个月来，我们都在紧张地阅读有关这个次大陆的“现实情况”，以防被古代的遐想和现代的假象所蒙蔽，但是现在，只有这类思绪不停地涌向脑海。胡狼在远处它们白天藏身的洞穴中尖叫；早起的行人像白色的影子一样在树林中闪现。这一刻，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只有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一种是只有在家里才会有、在别的地方却从未体验过的懒散，还有一种是难以名状的畏惧。
我们在新德里逗留了两天，每天一早起来就走进洛迪街区的人流中。
但是，要体验今天的印度，你最好离开新德里。旧德里的交通颇具亚洲特色，犹如汹涌奔腾的激流到处堵塞、漫溢。在一个小时的步行中，所看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无不使你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步浮想联翩，同时也会对人的优雅与猥琐、强壮与柔弱发出感叹。仅仅看一眼这些不知名的人群，忐忑之心便会油然而生，仿佛健康受到了未知的莫大威胁。离开旅游路线，你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甚至怀有敌意的天地，其中充斥着不友好的习俗以及肮脏的细菌。只有念及这里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个人和种族，你才能忍受并开始理解。你会想起在甘地的影响削弱和英国人撤退的真空期所发生的暴乱（有人称做“骚乱”）。但是，现在这些人漂亮的举止和愉快温和的表情告诉你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即使是当众便溺（初到者都会注意到这点）也会显出天真的尊严。不久以前，我们曾在加利利湖游泳，晚上在湖岸散步，在那里，即使是处在自负而好战的以色列人当中，你也不会忘记他（耶稣）招呼渔夫的风度，一种能穿透岁月的风度。现在我重新找到了年轻时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那位供奉在德里的瘦骨嶙峋的印度领袖和耶稣具有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莅临（presence）——无处不在的莅临，一如听觉中无处不在的寂静。
来德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就遇到一个以后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当信赖我的印度朋友发现我对这种莅临有所领悟时，便会神色肃然；然而其他怀疑我（毕竟，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人会对那位圣雄略表微词（比如问我是否知道这位老人“常常和他侄女睡在一起”），以表明自己不会轻易被人愚弄。
在华盛顿，观光者通常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瞻仰林肯纪念馆。在德里也一样，我们当天就去了柏勒宫和甘地遇刺之处。柏勒宫中的圣堂自然引人注目，但它的花园更是打动人心，这倒不是因为花园很有气象，而是因为那个衬托在最后面的低矮建筑物，那里面仅有一幅长达三面围墙的壁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没有注意到这幅壁画，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参观那个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壁画更平易近人，一点都不“伟大”。它稚嫩有如海地的民间艺术，但要严肃些，简洁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主要内容源自他的自传。壁画的左边追溯他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先辈：一位先知兼史诗作者；《薄伽梵歌》里的王子，他转过脸去，背对两侧由他威风凛凛的兄弟们笔直排开的作战队列；还有隐士、诗人和僧侣；佛祖以及大帝阿育王。这些都很传统。可是，转到右边，壁画却以出奇的方式展示了一位领袖人物的出现，表现了甘地在成为身着土布、代表民众的圣人之前所经历的诱惑、错误和犹豫，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坦然承认的：画面上依次是他年轻时罪恶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惊恐地逃离其房间；身着高领白衬衫和圆摆西服与一位红头发的英国姑娘跳华尔兹；以及在当律师时，由于临场恐惧，站在面露蔑视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有一幕使我停住了脚步，画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学院前接过一位从T型福特轿车里出来的富翁递给他的一袋钱币。那个学院不正是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住所吗？那位富翁不正是将要在此地接待我们的工厂主吗？尽管甘地在自传中仅仅说到真理学院一度由于接纳了一家不可接触者而丧失了任何别人的捐助，只有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继续不懈地给予支持，但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渐为人知了。
与这个平易近人的纪念物相反，甘地火化的地方正在修建的纪念馆却是极尽奢华又大而无当的。甘地这位从未当政的和平使者的遗体是由陆军和海军战士牵引的炮车运到此处的。与此相对照（从这种对照中，你能了解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附近的甘地博物馆则以冠有语录的大幅照片极为严谨地回顾了他的一生。在入口大门的上方写着：“有人告诉我政治和宗教是生活的两个不同领域，那我可以毫不犹豫但不失中肯地断言：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宗教是什么。”我们发现只有印度人（而且从外表看，大部分是社会下层的印度人）参观这些圣地，没有旅游者。
沙罗白一家个子都很高，站起来就像小树林，相貌相似，具有家族特征，个个都很强壮，也很勤勉。他们意志坚定而不无内心冲突，这是父亲对他们进行个性培养的结果。长女是一位安静、有点哀愁并且好争论的女士，她是甘地活着时的朋友和追随者。她曾与我们在一家宾馆的餐厅共进午餐。在一群喧嚣、炫耀的现代印度人和美国旅游者当中，她却一身土布，面色阴暗，像随便哪个久居室内的人。与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她也有一个公开的设想，也是一桩自负的事业：寻找一个能同时被克什米尔人和巴基斯坦人接受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方案——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代政治问题，她的朋友沙克·阿卜杜拉对此念兹在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却置若罔闻。事实上，尼赫鲁还使她蹲了两年监狱，到现在她还怨恨着他。
我们的朋友、物理学家维克拉姆·沙罗白是工厂主最小的儿子，他来到德里，要在大雪封住通往他在喜马拉雅山的宇宙射线实验室的道路之前，带我们做一次短暂的克什米尔之行。当飞机越过高大的山脉，进入宁静的克什米尔峡谷时，我们交换了各自的会议记录。他刚从国际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正式名称为“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是世界各国科学家讨论裁军和世界安全问题的一系列会议；首次会议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村召开，因而得名——译者注回来，而我不久前出席过在科德角（CapeCod）召开的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会议“武装冲突的替代方案”。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飞机上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