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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却不及，更难单独结集付梓，那么附录于小说该是受欢迎的“合璧”吧。还需说明，《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和译作《夜鹰与玫瑰》都至今从未入集，它们借本集重新与读者见面，本集也赖之锦上添花，称得上是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
林徽因（1904—1955），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印出她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林徽因诗集》，其时知道她名字的读者寥寥无几，即使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对她往往也所知甚少，林徽因尚未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久因着徐志摩，林徽因名字频频出现于媒体，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差不多她已是家喻户晓的佳丽。然而，历史人物林徽因与现今媒体宣传的那个沉湎情爱的闺秀相去实在太远！林徽因生前很不喜欢称她梁太太，如今她却凭藉另外一个并非丈夫的男性为后世所熟知，九泉之下该是如何的无奈。
今年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此时编一部力求囊括她全部著作及片断文字的“文存”，既意在纪念先贤，亦是为正误纠谬，让世人从“文存”里认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当人们称誉林徽因建筑业绩时（她本职是位建筑学家），很少有人了解，作为女性，又可能被人想象成娇弱的太太，她曾为此付出过怎样的辛劳（这辛劳正是她当年留学不得入读建筑系的原因，那时美国大学顾虑到建筑学需野外作业而拒收女生）。为寻找考察遗存的古代建筑，她无数回奔波于穷乡僻壤，或黄沙扑面或跋涉泥浆，还难免住鸡毛小店惹一身跳蚤；她测量高塔爬上数十米塔顶，随时有坠落危险，有时站在了死亡门槛；考察回来则抱重病之躯不分昼夜地描图、撰稿，著述连连。她完成国徽设计竟是在医生宣告她不久人世的日子里；直到离开世界的前几日，她还念念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于事业当得起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里，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这精神，不仅表现在艰辛劳动，而且有时须冒着恼人而可怕的精神压力并政治风险。建国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惟“老大哥”为是。受此影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文章上写下批语：“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次中南海宿舍楼的设计，一定会认为作者对‘中国民族形式’实有把握了，但是，事实证明作者所拟的草图是建筑在西洋民族系统上的特殊形式，太悲惨了的一个形象，无法令人接受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这里不能把林徽因、梁思成和这位作者的分歧看作纯粹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辩，显然它关系到背后敏感的“老大哥”态度问题。同样，不久发生保护故都古建筑的争论，梁、林的真正对手是没有露面的中央领导。林徽因竟然在一个公众场合，当面指责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忠告他拆除城墙“将来要后悔的”。事后知道，国家最高领导人听说梁思成目睹城门不复存在而痛心落泪，就把话说透了：“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林徽因面对当政者无疑是个弱者，无疑要失败。但历史证明了，她的建筑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的业绩，还包含着失败的努力。
林徽因所以经受住物质和精神双重磨练，完全出于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的英语，写漂亮的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好像十分的洋气，但相知者说她“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卞之琳语）。她自己早就宣称“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发扬祖国建筑传统乃是她毕生追求。这赤诚在外敌入侵之际表现得尤为感人。她很早警觉到日寇的亡我之心，而亲友中有人民族意识淡薄，她对此义愤不已。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不在身边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致梁再冰》）北平陷落后，梁家一接到日寇请帖，她和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扶老携幼，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对此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颠沛流离的长长岁月里，有些知识分子经不住煎熬，渐渐变得平庸、颓唐，林徽因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她和儿子有过一次动人的对话。儿子问，如果日军打进四川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她不无歉意轻声地说，仿佛自语：“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所幸局势没有危急到那个地步，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正暗中销蚀她美丽的生命，未满四十的林徽因正值盛年，形貌却憔悴苍老，疾病又使她如风中残烛。为挽救这一美丽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好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作出了坚毅的抉择，坚持留在祖国，与同胞患难与共。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2）
如果说，林徽因于事业于祖国，表现了非凡的丈夫气概，令人敬佩的话，那么在个人情感天地里，她的重情、爱美，就使她格外地显示魅力。读者认识林徽因，不能止于她的美丽容貌，还应深入到她爱美、懂美的个性和修养。她对任何美的景、美的人、美的事都会兴奋，哪怕是身处困境或健康极坏的时候。战乱中的昆明，在病入膏肓的她眼里，仍看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她感情丰富、细腻，讲究感情生活，曾经说，“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甚至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致沈从文信）说她的情感生活，决非指被虚构并渲染得如琼瑶小说似的徐、林之“恋”。徐志摩确实落花缤纷，爱意无限，但林徽因未必也有此意。徐志摩留学剑桥时不过乡下富商子弟，在林徽因看来尚未脱尽俗气；林徽因自己又不过是才出国门且未成年的千金，不能说她脱尽闺秀意识。此外两人还有七八岁年龄差距，再加徐志摩妻室之累，这些障碍都是林徽因很难逾越的，不可想象她如电视剧里那样回应徐的感情。对此她致胡适、沈从文等人信函早有过明确表白。今人不应以他们日后身份（一个著名诗人，一个洋派学生）想当然地往回推想当初情景，以为必有浪漫故事。真正令林徽因萌生过爱意的人是哲学家金岳霖，可是林徽因把通常的“三角”关系处理得非同寻常。她如实告诉梁思成，自己与金岳霖彼此生了爱意，然而仍爱着梁思成，正不知所从。她如此坦荡，令许多女子，包括不少著名女性作家不免汗颜。梁思成尊重林徽因选择，尽管他为可能失去爱妻极为痛苦。萧乾致作者信手迹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痛苦心情和诚挚表态，毅然放弃追求，甘愿以恋情之外的方式爱护林徽因，并终身未婚。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致笔者信，未刊）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短暂爱恋、长久情谊，远比有人津津乐道的徐、林“恋情”值得大书特书。若要写徐、林交往，与其捕风捉影编织莫须有的故事，不如张扬他俩相处过程所表现的同样率真、坦荡。哪怕流言四起，林徽因始终心态正常，泰然自若，同样不失为萧乾称颂的崇高至美的境界。
人无完人，林徽因亦非完人，自有她短处，有的缺点显而易见。不必讳言林徽因有其性格弱点，但正视她弱点的同时，还必须透视其弱点中的可贵因素，换个说法，某些弱点可能属她可贵品格的另一种表现。譬如她的急躁和好胜，这很犯传统道德训诫，到了女性身上尤易遭致非议。然而急躁和好胜恰是她事业得以辉煌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朋友说她，“梁、林不是打发日子，（而是）日子不够用”。学生说她，“有十分力气而要使出十三分来的人”。她自己留下的箴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妨设想，林徽因若不是那般好胜，她的成就难保不打些折扣。再如她与女人们不太合群，李健吾夸张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究其原因，完全在于她的直爽性格。中国的婆媳几乎成天敌，梁思成母亲却评价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客观看来，聪明绝顶的林徽因，交往多属各界顶级精英，女性中鲜有此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