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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居住下去了”，而且“想马上回国”。事实上林氏父女早在夏季的8月已经决定回国，并作好启程准备，整顿起行装，家中再接待来客，还预定了10月14日的船票（据林长民致林徽因信，影印件，未刊，存林氏后人处）。虽说林徽因回国未必不与徐志摩追求她有关，但绝对与张幼仪出走无涉。其三，信中说回国决定由林徽因提出，林长民“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似乎父女间没有说破事情，只是心照不宣。其实，林长民和林徽因均性格坦诚的君子，何况父女之间亲密得如知友，彼此从来是无所避讳的。此前，林长民不仅知道徐志摩于林徽因紧追不舍，且致信徐志摩，代林徽因婉言拒绝，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其四，传记记述，林徽因写此信同时创作了情诗《情愿》，低吟于回国船上。这也不确。林徽因何时开始诗歌创作，至今未见确证。但至今除了一篇译作《夜莺与玫瑰》，尚未发现林徽因早期的任何创作。她的所有作品都发表在30年代及其后，《情愿》一诗最初刊于1931年的《诗刊》，同年选入9月出版的《新月诗选》。陈梦家在诗选《序言》中写道：“渴望着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音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初作”二字不是把创作时间交代得很清楚了？
看来，这一封林徽因致徐志摩函，及未录的半封，都不大可靠的，大抵属于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传记中另有几封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均未见载于各种徐志摩全集，推想它们同样的不大可靠。时下传记小说风靡，其中史传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小说的成分则越来越多。《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几年前由黄河出版社初版，记得并无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往来书信。汉语大词典的新版丰富了进来，大约便是受了此风的熏染。
不过绝对可靠的是才发现的两首林徽因佚诗，即近日友人寄示的《孤岛》和《死是安慰》，它们为所有林氏作品集失收。这两首诗均署名林徽因，同时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4日的“文学周刊”，此过录于下：
孤岛
遥望它是充满画意的山峰，
远立在河心里高傲的凌耸，
可怜它只是不幸的孤岛，——
天然没有埂堤，人工没搭座虹桥。
他同他的映影永为周围水的囚犯；
陆地于它，是达不到的希望！
早晚寂寞它常将小舟挽住！
风雨时节任江雾把自己隐去。
晴天它挺着小塔，玲珑独对云心；
盘盘石阶，由钟声松林中，超出安静。
特殊的轮廓它苦心孤诣做成，
漠漠大地又哪里去找一点同情？
死是安慰
个个连环，永打不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间，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诗的感伤情绪是显然的，大约作于1945年或略前些时候。那时林徽因原本患有肺疾的身体，由于八年抗战而更加糟糕，已数年卧床不起了。1945年底一位美国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五年的生命；她形容自己“像盏快要熄的油灯”，“一眨、一闪就灭了”。她曾致信费正清说：“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甚至一度有人误传林徽因已病逝。这个时期她创作的诗歌大多流露着恶劣的心境，不止一次吟咏生与死的主题。《死是安慰》似乎是诗人不堪肉体的折磨，欲求解脱的产物，属于她此类作品里最为凄楚的一首。然而林徽因毕竟是林徽因，尽管她处于情绪的低谷，却不肯流于颓废滥调，于是取了一种似放达的表达方式，把死说成是安慰。《孤岛》的诗绪则一扫凄楚，充溢着生的眷恋。“孤岛”形象可以看作诗人自况，孤寂而守护高傲，“不幸”但依然“凌耸”，纵然生命短促，可是自我价值不容否定，明显烙有林徽因柔中见刚的性格特征。
第三部分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的。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应约推选作品的二十人，除林徽因外都是文坛上卓有建树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三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将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名篇，可谓慧眼识英雄。
也是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萧乾策划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三十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笔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作品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她对于生活制约作家创作、作者情感应该诚实，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月份初版，10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至今仍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因此五十多年后上海书店再予影印出版。
那时众多的小说家里，林徽因特别赏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有生活，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夫人、
杨振声，后排为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矫情。林徽因与沈从文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日后必有非凡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给另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他这本作品，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此刻林徽因尚未登上文坛。沈从文婚前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到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堂弟林宣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借林宣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直到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成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朋友们时聚时散，聚少散多，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37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只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年林徽因家乡福建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本《林徽因诗集》。诗集内封便是请沈从文题签，那娟秀的章草小楷，与灵秀的诗句可谓交相辉映。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与他同样情谊匪浅。林徽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兴奋、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此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支劲旅。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原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乾每月从天津来北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为的是组稿和听取意见，林徽因几乎每次必到，而且每次都有一番精彩的言论。
1939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与林徽因一别七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