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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世已久，却尚未得一见，前日那一期还是初次见面。读杨经（今）甫那篇东西颇多感触，志摩已别半载，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现在过时这么久，集中问题不容易了，奈何！
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有时也还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些说话似乎为了它们命定的原因，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虽然它们的幻灭是为了忠诚，不是为了虚伪，但是一样的我感到伤心，不可忍的苦闷。整日在悲思悲感中挣扎，是太没意思的颓废。先生你有什么通达的哲理赐给我没有？
新月的新组织听说已经正式完成，月刊在哪里印、下期预备哪一天付印，可否示知一、二。“独立”容否小文字？有篇书评只怕太长些。（关于“萧翁与爱莲戴莱通讯和戈登克雷写的他母亲的小传作对照的评论，我认为那两本东西是剧界极重要的document不能作浪漫通讯看待。）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欢喜不觉得白跑。
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2年，也许它于林徽因研究说不上多么重要，不过有几点尚可留意。其一，已经披露的林徽因致胡适信为数很少，这一封比“文集”中的几封更能见出林、胡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文集”中的信，头几封写于相交未深之时，语气上不无客套，有的陷于纠纷、急于表白，感慨抒发是被动的，而这一封，自发、自然地吐露了不宜向一般人吐露的心声。林徽因对胡适高度信赖和坦诚求助意思溢于言表。其二，徐志摩去世给予林徽因情感上的震撼，见诸林徽因本人文字的不多，尽管此信所涉依然有限，但其表现的情感强度，甚至为林氏两篇悼徐文章所不及。只是语意稍嫌晦涩，或许是不便于说得过于明白，或许胡适处于我们未知的语境，一切了然，无需说得过于明白。其三，那句“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表明林徽因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于战时，而且融注于平常的学术事业中。最后，此信透露了一点信息，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徐去世之后新月社便渐趋消亡，但曾有人欲挽回颓势，又建立过新组织，筹划办新刊物，遗憾的是林徽因未道其详。不过，最后一点和林徽因关系远了。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1）
难以置信的林徽因佚简和绝对可信的佚诗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关系究竟如何，却众说纷纭。无疑，他俩往来的书信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捷径。可惜，必定有过的而且数量也可观的这批信函，留存极少。徐志摩致林徽因信，除了那封有名的，在火车上被恩厚之抢下来的残简，还有是年梁从诫先生披露在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里一封，此外尚未有新的发现。至于林徽因致徐志摩信，至今并未见到片言只语。日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展望之、张方晦合著）两次引述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信，尽管这本传记用了时下流行的演义小说笔法，但由于出版者介绍，“两位作者是陆小曼的弟子”，传记是“在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加之所引资料确多有依据，因此有人惊喜发现了新的林氏佚简。然而，读过这一封半信（第二封只引了一半）不禁生了疑窦：此信真是林徽因写的吗？此录前一封信全文：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弱，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与指责、社会的喧嚣与非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的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住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感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的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的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人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作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作出了。我对爸爸说，我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碎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地走了吗？我又真地收回了留在您生命里的一切吗？又真地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残断了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听任她们那时那神秘的手将我们的生命之线拉扯成怎样，也许，也许……
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徽徽
PS：这一段时期您也没有好好念书，从今您该平静下来，发愤用功，希望您早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此信文笔异常流畅，颇具当今某类作品的文风，拿它与20年代众多作家的文字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用语习惯上的差异。再拿它与20年代林徽因的书信比较，差异则更加明显。比如此信写道：“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这类顶针、排比句式，在那时的林徽因笔下不大会出现的。比这更叫人生疑的是，信中提及陈源时用了“西滢兄”的称呼。这决计不可能了，写信时林徽因才十八岁，而陈源已经二十六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在刚刚成年的林徽因眼中是很大的，就像她初次见到徐志摩称呼徐“叔叔”一样，几乎属于两个辈分的人了，陈源还比徐志摩大了一岁。再说，林徽因毕竟还只是个女中学生，虽难免涉入有限的社交，但称兄道弟似还嫌早了一点。尤见出破绽的是，“西滢”是陈源留学回国以后发表文章始用的笔名，在英国尚未行世。即使后来“西滢”著称于文坛，可是按社交惯例，朋友间私下往来，一般仍不直呼笔名，多以字相称，陈源字“通伯”，这可印证陈源与友人的通信，或友人书信涉及陈源处。当然，关系疏远的外人又当别论。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2）
此信内容也不大经得起与史实的核对。其一，写徐志摩送张幼仪去德国时一起到林徽因处辞行，林徽因信中说：“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据史料，张幼仪赴德时间在1921年秋，而1920年十一二月徐志摩已明确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爱意（见拙作《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林长民致徐志摩信），林徽因对张幼仪离开伦敦的原因当然一清二楚，她完全没有必要对徐讳言，因此不可能用“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这样含糊或矫情的句子。林徽因不是个矫情的女性。其二，依此信看，林徽因所以回国，是由于张幼仪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而且“想马上回国”。事实上林氏父女早在夏季的8月已经决定回国，并作好启程准备，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