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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言中的，道出冰心身上的中国传统特征。夏志清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别具意味：“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林徽因与冰心的温和、矜持（梁实秋说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该是指中年以前）不同，她爽朗、坦诚，常居于她那圈子中心，或可说被宠“坏”了，就不免有点儿高傲，甚至好胜。她落在冰心眼里不是太如意乃意料中事，她看冰心也就不太顺眼，为事出有因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她俩对徐志摩态度的截然不同。林徽因态度无需绕舌，有兴趣读者可翻翻她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冰心则有她在徐志摩罹难后的话为证：“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见于梁实秋《忆冰心》。冰心说她与徐志摩从来不是朋友，此话怕与实情有点出入，至于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若要评论两位女作家“结怨”的是非曲直，需另作文章，本文无暇顾及了。
第二部分林徽因与林微音
题目上的两位作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都活跃于30年代文坛，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北国，性也有别。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多一些，起始在《洪水》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在《语丝》上登稿，出过小说集子，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诗，还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江南都市，表现上不乏心理小说技法，颇见出海派文学风尚。可是，终因作品分量欠厚实，成就有限而少见经传。林徽因则是新月派的知名才女，不论诗、小说乃至散文，皆有精品，在京派作家中也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作品太少，直到前两年才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早编辑已就的《林徽因集》，搜罗全部作品，尚不足二十万言，且迟迟未能面世。作品既少又散，再加上长期观念上的偏见，这位才女被遗忘了几十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80年代初出的一、二、三册，收作家辞条共一千五六百人之多，却拒林徽因于门外。1985年继出第四册，再增收六七百名，林徽因才有幸纳入。近来大家渐渐意识到，林徽因实在是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可是受资料短缺的限制，每每难以备述。严家炎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凡列举的京派代表作家一一予以分析，惟林徽因的分析内容阙如，只空挂了个名字，盖缘于此吧。
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大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文集”初版一万册，三个月后又重版六千册，所受欢迎可以想见。然而“文集”的编辑也有微瑕，此仅就集中林徽因致胡适的几封信作一补正。
致胡适第二信（按“文集”编序，下同）的写信日期，不知何故编者定为1927年3月15日，核对此信影印件，所署日期为“二月十五日”。这一年2月6日，留学费城的林徽因为当地教育会邀请正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前去讲演（见集中致胡适第一信），第二信是讲演后林向胡致谢词，又因他乡遇故知“情感激动”，信写得较长，颇多感慨。虽讲演日期原来约得较远，约在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但胡适是短期访美，4月初即离开，他可能提前应约。信中道及演讲的“星五那天”，该是2月21日。那么演讲后几日致谢且大发感慨乃情理中事，若延迟到3月中旬反倒有点不太正常了。
“文集”中此信一处有脱文。“文集”所录是：“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核对1927年2月15日林徽因致胡适信手迹原信，应是“………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这样行文流畅多了。
致胡适第四信的写信日期编者注为“1931年农历正月1日”更是明显有误。此信内容指责凌叔华不肯交出徐志摩罹难留下的日记，而徐志摩在这一年秋才腾空西去，信只能写在西去之后。“文集”收的此信，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年正月一日”，可能是写信人笔误，当为“二十一年”而漏写了“一”字，也可能原信不误，属编者误认所致（第二信即是）。第四信写信日期应是1932年元旦，与落款“二十一年元旦”的第五信系同一日。依据是第四信的开头一段：“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黑点为原信所有）。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下午的信指“文集”中致胡适第五信，全信用近三千言竭力证明凌叔华在志摩日记纠葛中“说瞎话”（第五信语），内容与这一段所言完全吻合。胡适来往书信档案中，这两封信也是连在一起编序的。第五信先写，与第四信一并付邮。胡适编序将第五信置后，是因为把第五信看作第四信“附件”（第五信末仅有日期，未署写信人名）。编者既然作为两封信收录，其编序应依书写时间互换过来。两信实同一内容，又写在同一日，却各有“适之先生”抬头，成两封的格式。所以如此，因为其各有“主题”，第五信全在申辩事实，志摩日记纠葛原委繁复，故罗列十二条，一一分头道来。最后一句“底下的事不必再讲了”，完成“主题”随即结束。林徽因是位诗人，想来她当晚太过气愤于凌叔华的“瞎说”，下午的申辩，虽事实澄清，但感情仍难平伏，或许还难以入眠。于是再予凌叔华笔伐，“主题”在于“明志”，洋洋洒洒又是一封不短的信。为此，这第四信于研究林徽因更具价值。
“文集”共收录林徽因致胡适信函六封，我知尚漏一封，补录于下。
适之先生：
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是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惜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