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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陈”戴。可细读王先生文章才发现他不错，误读的是读者，读者误读系由王先生行文模糊所致。似乎还是有意的模糊，莫非王先生觉得不便与已故的李健吾争论，转而移花接木，拿我替作靶子吧？倒也无妨，反正王炳根先生把林徽因与冰心关系描述得那样友好情深，本来我就持不同看法。
王先生为证明他说的“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所列材料甚多，现逐一予以讨论。
首先是王先生所谓的“三重背景”材料：“一重是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还述及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当为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买了林觉民家房产。“另一重是她们两位的丈夫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按，指梁思成和吴文藻，曾同住一间寝室，严格古义上的同窗）并述及两对青年留美时聚餐情景。“第三重是，冰心对梁启超非常敬重。”并述及梁启超书赠冰心对联，此联随了冰心一生。王先生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这结论下得似乎略嫌匆忙，所列材料仅“背景”而已，难以独立地直接作证。同乡、同学以至与林徽因某亲属友善，此类种种，只能表明两位女作家“并未结怨”的可能性，却并非因此绝对不能“结怨”。同乡、同学，固然有了亲密的理由，由亲密接触而碰撞的也可能多，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这可能性也难说绝对不会存在。同样，与某人友善因而爱屋及乌，当属人之常情，可常情亦并非规律，不是人人非得如此。虽欲循常情，但因了种种缘故，爱屋而不去及乌，或想及乌而不得，这可能也是有的。我想这样的事例无需举述。王先生以“应为朋友”表述，“应为”两字正道出它们仅仅含有可能性。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关键在于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
王先生以为确凿有力的材料是这两条：其一，“有一张冰心与林徽因摄于绮色佳的照片，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的围裙，手握切刀，正在理菜，而林徽因蹲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大概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记录吧”。其二，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至今众多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文章中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字专门写到林徽因：‘1925年我在（美国的——按，王先生引文脱漏）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王先生指的照片我也看到过（见《冰心全集》第2卷插页），估计是两人初见面的留影。说她俩情态怎么亲密倒未必，不过是一般的青年聚会场景。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她俩曾有过亲密的往日，难保永远地亲密下去。闹得永不见面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往日不也亲密过吗？林徽因和冰心“结怨”的公开化，正是留影以后几年的事情。王先生说的冰心文章我也读过，仔细咀嚼冰心口吻，那赞美很有分寸，仅限于林徽因的美貌和文才，并不包含人际关系。如果说含有人际关系，则止于客观冷静的交代：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文章里介绍其他女作家，有的却是溢满情感。为什么不能干脆不提林徽因呢？不行。此文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写，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在文坛、在美国已有的影响。何况文章列举女作家多达数十位，岂能偏偏作鸵鸟无视林徽因。别人行，雍容大度的冰心不行，她决不有失“绅士”之风。面上不得不如此，私下就不一定了。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结怨”作一点化解，从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王炳根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可能还是冰心老乡，他读了拙文《林徽因与李健吾》后感到“真有些不舒服”，那么再读本文肯定格外的不舒服。这份感情不难理解。冰心作品慰藉过我寂寞童年，又滋养着我的儿辈。文革时期我曾撞见冰心清扫中国作协大楼厕所，不忍目睹。我也曾数次聆听老人教益，如坐春风。我珍藏的老人手泽、赠书、与我合影，都已化为精神财富。无疑，冰心是我最为敬爱的中国女作家，她晚年的高风亮节尤令人高山仰止。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即使比“结怨”还要严酷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不必敏感，公然指出“结怨”这一事实，毫不意味着原因和过错只在冰心。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已经议及林徽因那一面，但泛泛而论，又仅仅三言两语，未及说到冰心。依我印象，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