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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吗（《怀陈君》），为何还有那么多牢骚？“壹意学术”确实是兴趣所在，只是天下未必真太平，书生难得尽兴。文人喜欢哭穷，自古皆然。可读读《章炳麟论学集》中关于黄氏谋职的诸多说法，不难明白本就脾气大的季刚先生何以有那么多不满。“绝学真无累，多文亦自煎”（《在河南寄刘生》）；“文采知相累，风尘愧独全”（《遣兴》），以及“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等，季刚先生此类诗句甚多。
但是，最让我感觉惊心动魄的，却是其《效庾子山咏怀》中一联：“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好在转入学界的季刚先生，并没有完全忘记“当年游侠人”的风采与意气。最明显的，便是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所记的“俾倪（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以及汪东《蕲春黄君墓表》所称“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
当事者或许不喜欢其桀骜不驯，世人则乐于传播其“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之类的韵事。听多了此类轶闻，黄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晋还是民初，似乎都成了问题。此语并非故弄玄虚。季刚先生之心仪魏晋，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太炎先生，也不时将得意门生与晋人相比拟，甚至认定其人该入《世说新语》。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2）
1909年，章太炎为黄侃《梦谒母坟图题记》书后，对黄氏性情及学问有相当精妙的描述：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所谓“少绳检”而又“有至性”，确是黄侃的最佳画像；至于比诸阮籍，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黄氏流传甚广的诸多奇谈怪论以及乖僻举措，于此角度解读，很容易领悟。
1934年，即黄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为其撰写《量守庐记》，称此庐之命名取自陶渊明诗义。陶氏《咏贫士》诗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于衰世之黄季刚，不愿附和“末学奇邪之论”；“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于是，也就只好步武靖节“量力守故辙”了。黄侃接读此记；“欢庆感激，殆不可任”，当即上书答谢，表示“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坠师法，以酬恩造”。从阮籍到陶潜，章氏始终以晋人比拟黄侃，此举大有深意在。实际上，黄氏确实也以魏晋风流自诩。
晋人之受赏识，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风流，玄远洒脱。这一点，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还想谈谈晋人对于“任侠”的兴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风马牛不相及；可史书上诸多关于名士的描述，如“倜傥放荡”；“旷迈不群”等，也都适应于游侠。同样思想通脱，同样意气纵横，魏晋文人之歌咏游侠，并非不可思议。
嵇康、阮籍、陶渊明，大概是最常被后人所追忆的魏晋文人。并非一味服食养生，也并非只是采菊东篱，洒脱中有所执著，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喜欢谈论不太轻松的游侠。嵇康固然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游仙之思（《游仙诗》），但也有“豫让匿梁侧，聂政变其形”的游侠之咏（《答二郭》）。《文心雕龙·体性》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此等为人之“倜傥”与“俊侠”，落实在诗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师心”与“使气”。读读阮籍《咏怀》中“壮士何慷慨”及“少年学击刺”诸篇，不难明白《晋书·阮籍传》所言不虚：“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确实“本有济世志”。
不只时时“师心”“使气”的嵇、阮并非真正的隐士，就连醉卧菊丛、历来以淡泊超然真率玄远著称的陶渊明，也有不太平淡的时候。比如；《杂诗》之“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拟古》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读山海经》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及《咏荆轲》的“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在在体现其“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顾炎武《菰中随笔》）。
古往今来；“有志天下者”多矣，不足以作为评判文人学士的标准。尤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的放言高论，与老来之回首平生，很可能形成极大的反差。以少年时之高谈游侠，来论证其人之慷慨悲歌，或者勇于拯世济难，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季刚先生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其《阮籍咏怀诗补注》中，对“危冠切浮云”一首的补注是：“远游负俗，阮公所以见嫉于礼法之士，殆以此与？”至于“少年学击刺”一首的补注，更有意思，恰好与早年的《释侠》形成鲜明对照：少年任侠，有轻死之心。及至临军旅、闻金鼓，而悔恨立生，则知怀生恶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气虚骄，焉足恃乎？！这一注解，自然是基本扣紧阮籍诗句，可也包含个人感慨。其实，晋人之提及游侠，也大都是采用追忆的口吻。有所反省，有所追悔，但更多的是感慨光阴流逝，以及“任侠”志气与心境之不可复得。少年游侠，与中年游宦、老年游仙一起，共同构成中国人理想的人生三部曲。
入世已深的“当年游侠人”，明知不可能再次“抚剑独行游”，但仍希望保存当初的“意气”。太炎先生对这位弟子也极为关切，与吴承仕通信时常常提及。《章炳麟论学集》439页，录有1924年10月23日章答吴书，甚可把玩：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肤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豝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撇开具体人事之是非，就像章太炎所说的，暂时将黄氏的举措理解为“与实事无与也”；那么，其“意气用事”之可笑与可爱，方才表露无遗。这也是章氏虽屡次表示对黄氏“侮同类”而不“排异己”的不满，但都一笑置之；反过来，还很欣赏这种无是非得失、而且不讲策略的“意气用事”。
三
可这仍然不足以尽季刚先生。就像不循礼法而又事亲极孝一样，季刚先生为人狂傲，治学却极谨慎。《蕲春黄氏文存》附有《黄先生语录》百余则，虽非季刚先生的直接著述，但多在弟子的回忆文章中出现过，大致可信：“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这些论学之语，出自“当年游侠人”之口，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季刚先生以名士风流著称，论学时却又如此谨慎，绝无一般名士之不求甚解与不能服善的习气。
很容易将此等学风归之于清儒家法，这自然不错，只是失之浮泛。《复许仁书》中，黄氏对清学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可仍然强调治经“以笃守师说为宜”。下面这段话，不见得为人所理解：与其创新说以正前文，不若守旧闻而乏奇识。大抵少年锐气，无往不形独到。董理旧文，则无事乎此。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3）
如此褒扬“守旧”而贬斥“创新”，实在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潮流。黄氏再三陈述“笃守一经”的必要性，正是针对时人之“好为傀异”。私下里，季刚先生也有“先须专主一家”、“继须兼通众家”之类的说法（《黄先生语录》），但在公开场合，季刚先生更愿意标榜其“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对于黄氏此等抵抗流俗之苦心，章太炎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中有所披露。
就像章太炎所说的，季刚先生“性虽倜异，其为学一本师法，不敢失尺寸”。提及小学必称太炎师，提及经学则是仪征刘申叔。黄侃之师从刘师培，本身便是近代学界的一大雅事。1919年，时年三十四、任北大教授已六年、学业上卓然成家的黄季刚先生，正式拜只比自己长两岁、而且已有十几年交谊的刘师培为师，理由是经学不如对方。拜师当年，刘君即去世，季刚先生仍谨守师礼，动辄称先师如何如何。谨守师礼与突破师说，二者并不矛盾，也就是前引章太炎所说的，名为师徒；“转相启发者多矣”。
最能体现季刚先生“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学风格者，莫过于点书。季刚先生讥笑世人读书不细，只愿“煞书头”，而不肯一字一句读通读透。引一段1928年5月3日日记，已见季刚先生的读书方法：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已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遍数。
如此读书，实在说不上潇洒。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便是黄季刚。不过，据太炎先生称，一旦“昭然如披云雾见青天”，便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