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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当年游侠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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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1903年初随友人到达上海后,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满论”所征服,同年即发表《攘书》、《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三书,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获取民权自由。如此敏感于时代潮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不让人佩服刘君天分之高、胆识之大。应该说,这个头开得很精彩。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而清廷密探,而国粹大师,而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每两三年必有一变,而且每一次转变都很突兀,让追摹其后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这一系列转变的“内在思路”实在不易,因为“机缘凑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强,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更关注其思维方法,即每立一论,总喜欢推到极端。    
    对于理解刘师培的思维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视,那便是1904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的《论激烈的好处》。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见其自我期待。而且,刘君说到做到:致信端方劝其“舍逆从顺”,加入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所有这些同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确证其“激烈派”的身份。至于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义士,三年后竟献策消灭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后又主动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胜感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刘君的“激烈论”,方才在“好处”的背面,读出很难认同的异味。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5)

    《论激烈的好处》开宗明义,将亡国的危险归咎于“平和”两字,尤其反感“那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这里指的是社会思潮,而并非专门针对译述《群学肄言》并主张渐进改革的严复本人。在刘君看来;“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潮,就在于其两面讨好,而且没有任何危险性:天下唯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32]可如此瞻前顾后,根本无法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激烈派”。将“革命”与“改良”如此严重的政治路线之争,简化为“敢死”与“怕死”,实在有点漫画化。借“受难”与“牺牲”获取道德优势,作为一种打击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即便如此,刘君的“激烈论”出现最早,阐发精到,更值得注意。在刘君看来;“激烈”的好处有三。第一点“无所顾忌”,大概没有人不同意:大约天下的人,最难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无论什么事件,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古时候的大刺客、大游侠、大盗、大奸,都是出来拼命做事情的。但是这一种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33]    
    第二呢?曰“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故倡言破坏的激烈派,比主张建设的平和派更有价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论证的彻底性而言,第二点已经有些不太完满,可还说得过去。第三个好处,乃有利于“鼓动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虑,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对于刘师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激烈方能使人感动,并发生影响。”不谈“宗旨”之是非,只讲“激烈”方能动人,虽能奏效,终非大道。起码我对刘师培的以下议论不以为然:现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书,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共那一种平和人不同。[34]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尽量把话说满说绝;“达于顶点”,确实是雄辩家的不二法门。可对于学者或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为追求“掌声鼓励”而放弃“基本立场”,以致令人怀疑其立说的真诚。    
    像刘师培这样学有渊源而又聪明绝顶,连“降表”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说正说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圆其说”。文章写得太容易了,随意挥洒才情的结果;“立说”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心智”与“良知”。读单篇文章,你会觉得有道理,起码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众多文章放在一起,你会因其立说歧异而眼花缭乱。不要说时间略有参差,即便同一时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众声喧哗”。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而且“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诛心之论”,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均力主义”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古之学者耕且养”,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顾黄王颜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以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观之,则乱政败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巨儒”,一滑而为“乱政败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学士所交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前学”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称其:“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尽弃所学”,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断地“脑筋急转弯”,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    
    在我看来,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与申叔先生过于迷信“激烈”的效用有关。清末民初,乃风云激荡的时代,志士之“激烈”,其实是常态。若章太炎,其激烈的程度,比刘师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文化保守主义,每一步也都走得很彻底,可时人及后人对于章的“激烈”与“转弯”并不反感,就因为确信所有这些,均出自章的独立思考。凝视这些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的蹒跚脚步,也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章太炎始终坚守民间立场,不以“激烈”取“功名”有关。    
    严格说来,真正的“激烈”,只适合于永远的反对派,就像章太炎之守护精神,盯住信仰之火,只管“信念伦理”,而不问能否实现。既想表现“激烈”的姿态,又觊觎官府特供的功名利禄,可就麻烦了。知行完全合一很难,但也不能弄成自家缺什么,便故意提倡什么。一边跟清廷眉来眼去,一边大谈无政府主义,总让人对学者的尊严与诚意产生怀疑。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刘师培的大起大落以及连续急转弯,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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