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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当年游侠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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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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