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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领导人谈话完全是以蒙哥马利这种军人式的直率进行的。为了不致妨碍谈话的坦率程度，蒙哥马利提出要求，要与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满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在自己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接待了这位在电影电视中总是歪戴顶紫色贝雷帽的陆军元帅。
“元帅阁下，欢迎你来到中国。”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伸出友好的手。
蒙哥马利打量着这位被西方新闻界赞誉为“红色总理”、“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感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他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阁下，我在英国听我的老朋友艾登先生讲过关于你的不少故事。”
周恩来笑着说：“艾登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在日内瓦见到他的。”
周恩来称赞蒙哥马利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的确，作为一名军事领袖，蒙哥马利不仅仅是考虑仗怎么打，如何取胜，而且还追问战争的最终目的，为何而战。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的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他说：“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战后政治领袖们都说今后再不会爆发战争了，但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陷于纷乱之中。”他苦苦思索，希望寻找到一种结束这纷乱局面、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并呼吁政治家们去实现。然而，蒙哥马利看到，在阴霾弥漫的政治海洋中，不能凭良知行事的西方世界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因此，他把眼光投向了东方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这就是蒙哥马利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
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他是在炎热的夏天降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的。踏上阔别20多年的土地，别样亲切令他眼眶潮湿，几乎和回到久别的故里一样激动，有关部门将他安排在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他放下行装，便爬上饭店5层楼的阳台，去寻找他曾经很熟悉的东西。然而，眼前这座古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三四十年代北平街上“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涌入他眼帘的是整洁和安详。
8月29日深夜，斯诺房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有关方面通知斯诺明天到首都的北面做一天的旅行。
斯诺没想到，邀他这次旅行的主人竟是周恩来。
1960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年头。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斯诺来中国近两个月了，周恩来只与他做过几次短暂的会面。斯诺提出的40多个问题，周恩来一直抽不出时间回答。
8月30日，难得稍有一点儿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密云水库，一来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对于周恩来而言，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斯诺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早在站台上等候。他领斯诺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专列。这列专车挂着四节车厢，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
斯诺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
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走进了客厅。
周恩来肤色黝黑，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穿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两腮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茬，显得比他62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这一次，斯诺和周恩来好好畅谈了一天，和以前在延安一样，访谈式的谈话，使得斯诺将他准备的问题一古脑地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也很耐心地将他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他们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两人谈兴依然很高，本来还要再安排一次谈话的，但是总理太忙，没有抽出时间。不过斯诺以后又两次访华。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第一次是自然灾害，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而且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来的中国。
不过，斯诺已经不像当年在延安，已远离中国现行的政治气候，他并没有在这些特殊气候中嗅出敏感的成分。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1）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2）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3）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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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6）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7）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乔冠华叫住我，轻声说：“今天加纳发生政变，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还负了轻伤……”我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脖子后面生起阵阵冷风。天啊，幸亏是今天，如果是明天，那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不是置身在政变的枪林弹雨中吗？“总理指示我们，明天按期前往加纳访问。”
第一节 数阿联运动员的心跳
1963年冬季，周恩来由陈毅陪同，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欧14国。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叫阿联。
进中南海的第四年，也就是1963年的冬季，我又要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了。虽然这几年里，不断地出访邻邦国家，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但这次出访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距离都不同寻常，要3个多月，跑14个国家，到第二年的开春才能返回国内。
12月13日，我离开家门，顿时被厚厚的寒气裹住——冬季来得真快！我不由得紧了紧呢大衣。
欢送的人群穿着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充满激情的欢呼声，犹如暖流在寒冷的空气里快活地弥散。我由衷地感到，冰凉彻骨的冬天在机场上变成了温暖活泼的季节。
中国友好访问团由五彩缤纷的浪潮拥托着，登上了停泊在欢乐海洋里的“专机”。
访问团的成员，我大多数都认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大概有十几个人随同出访。
陈毅外长本来应和我们一道离京，可出发的前几天，他和罗瑞卿应邀去肯尼亚，参加他们国家的独立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后他直飞埃及——中国访问团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同大家会合。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称为阿联，离中国很远，我们沿途要在缅甸的仰光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第二天中午才能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空中旅行往往比陆地旅行更为单调枯燥。机舱里回荡着飞机发动机的响声和随员们低沉的话语，令人昏昏欲睡。我想到自己的任务，使劲地甩甩头，起身走向飞机的尾部。周恩来在后舱里，舱门口拉着门帘。我犹豫了，这时能不能进去？他会不会在工作？因为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对我是单调枯燥的飞行，在首长那里便会成为寸金难得的光阴。我正想回到座位上去……“刷”地一声，门帘拉开了，我连忙提着相机走了进去。总理前面小桌上摞了一叠文件，他可能才取下老花镜，鼻梁上还留着两片暗红的压痕呢！
我心里算了算，总理已整整伏案了十多个小时。我愣怔地站在舱门口，只拍了一张照片就退了出来，委实不忍占用他所剩无几的休息时间。
飞机抵达开罗时，正是烈日当顶的中午。
纳赛尔总统派他的代表萨布里主席以及许多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
嗬！好热闹的欢迎场面。我们还没下飞机，透过圆顶的窗户，就看见机翼下那叠叠重重的人群。再往远看，连机场四周的高层建筑上面也站满了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机舱门一打开，我第一个冲下舷梯，还没站稳就觉得肩膀上被人击了一下，掉头一望，是陈老总。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没想到他比我们早一步到开罗，竟也在欢迎的行列里，我忙得只来得及问了一句多余的话：“老总，你已经来了？”就忙着寻找位置，选择镜头的最佳点。
拍完机场欢迎仪式以后，总理就乘敞篷车进城。开道车在宽阔的马路上摆了个金字塔形，徐徐前移……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我个高腿长，身强力壮，往往在这个时候最能发挥优势。我以步代车，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