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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也只好见缝插针进行了。
难道命运注定要让重病的周恩来备受磨难吗？难道周恩来的人生就是备受考验的人生吗？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总理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更加的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周恩来不见客，不开会，不刮胡子，一脸苦戚，一腔愤慨，长书万言。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而不惜委屈着自己。
委屈自己，痛苦自己，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有健康的心脏，却包裹在狭小的胸膛里，有强壮的身体却没有硬朗的脊梁。然而，周恩来有病的心脏却在顽强不屈地跳动，虚弱的身躯坦然地承受起屈辱！
人只有在深哀和极乐时，才能显露你所有的真实，或是崇高或是卑俗。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他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好容易度过煎熬心灵的炎夏，淡淡的秋季还给了周恩来稍稍宽松的环境。这时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总理带病坚持参加小组的讨论，认真记录，随时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十大”之后，周恩来又陪外宾去了洛阳，回来不久，大概是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觉得隐隐有预感，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周恩来一见医生进来，马上意识是叫他解手了，没有等医生说话，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门口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顿时脑子轰的一声，只觉得血沉到脚后跟，整个房间都在眼前转动。
这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1/3治愈的病例！
大夫第一反应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大夫急切地向叶帅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到总理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眼眶又红了，咬着嘴唇，默默低下了头。
……叶帅长长叹了口气。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救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已经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医生一边等待医疗方案的批复，一边尽力控制病情的恶化。万般无奈中，只好先给周恩来输血，可这是治表不能治本的措施，根本的医治必须手术。周恩来毕竟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住院治疗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医生能理解，但是报告上去却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1973年中美两国政府相互设立办事处，两国的国旗首次在对方首都的上空升起。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在国民党台湾政权问题上的对立，加上两国社会制度的悖行，这给中美外交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73年底，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他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基辛格访华前，周恩来就基辛格来华可能触及的敏感问题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统一了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当时两国的矛盾焦点仍在“核保护伞”和台湾问题上。这在1972年尼克松将手伸过太平洋和共产党中国握手言和时，就感觉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之间举足轻重的实质问题，也是美国人手里既重要又棘手的王牌，希望它在中美的谈判上赢分，保住那份独占多年的利益；又害怕出牌不当，输了台湾，又将自己利益赔进去。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两国公报时，就表现出美国政府既固执又圆滑的复杂心情。
然而，“一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绝对原则的立场问题，决不可能在这上面作丝毫的让步。美国政府正面进攻不行，就采用迂回进击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中立解决的途径，要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作出某种承诺和让步。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体面地丢掉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地盘和伙伴。
几天的访问，基辛格越来越觉得台湾问题棘手，丝毫没有进展，竟成了他心头日渐沉重的心病，他在多方接触试探后，不但没有找到突破口进击，反而被中国外交家无懈可击的辞令搞得无从开口。
负有重要使命的基辛格怎能甘心就这样离去？
“叮铃铃……”电话声骤然在钓鱼台4号楼值班室响起，这已是下半夜天快亮的时辰。第二天上午，基辛格就要乘专机离开中国，而他偏偏在离去的前几个小时突然地提出要拜见周恩来。周恩来这几天因为会见外宾住在钓鱼台4号楼。早已沉睡的4号楼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个去叫醒才睡下不久的总理，那个打电话给“游泳池”主席的值班室。
总理很快就起了身，疾步来到办公室里，他想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毛泽东身患重病后，病情和情绪一直不稳定，很难掌握毛泽东的思维规律。周恩来有点忐忑不安，不知主席睡了没有？反馈回来的答复不出他所料。“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睡着了就不能叫醒？当今的人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在红墙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睡眠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每次睡眠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一旦睡着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再继续睡眠更加痛苦不堪，无论怎么吃药，只能几天几夜昏昏然却苦苦无法入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病情。他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沉思良久，这时基辛格又第二次求见……
周恩来决定会见基辛格，当即通知翻译来客厅，因为时间急促，都来不及通知我们新闻记者到场，基辛格一行就带着晨星的寒意，急切切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计划成泡影（2）
此时的基辛格决然想不到他的冒昧行为会给周恩来日后工作带来什么样被动局面和不必要的麻烦。
会谈的核心问题周恩来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和基辛格会谈时，有理有节，谈锋凌厉，措辞得当。再三说明中国的一贯立场，同时也耐心地做了许多解释。
基辛格带着遗憾也多少带着敬佩，在晨曦中离开了。
基辛格如期飞离中国的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将会见谈话内容报告给已经起身的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听完了汇报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日历没有撕去几张，周恩来得到消息，说他擅自作主接待了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里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恩来这一项活动。
周恩来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放下国事大事和自己的重病，离开总理的岗位，又一次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检查。
周恩来无愧于自己。但是他又不得不委屈自己，为许多人着想，包括正在大刀阔斧工作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从一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下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绝对大大触及了江青团伙的权力利益，给他们灿烂的仕途涂抹了可怕的阴影，至少是一道障碍。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实。他们把帐结在周恩来头上，想寻找时机抓住“小辫子”，一把揪到底。可是又慑于总理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望，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对周恩来，江青一伙是既恨且怕。这次毛泽东发话了，他们以为整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便添枝加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
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升格为有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
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第一次“过关”没有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有，当时到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总理作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