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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将“五一六”通知往全国一发，“文化大革命”即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以它罕见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也以罕见的威力，排山倒海般地冲破一切领域。
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躁动”。
高音喇叭穿越墙障，透过树丛，在空气中传播。一堆一堆的人围着喇叭，围着半导体，围着一张张的小报，围着满墙的大字报，观看着、议论着。
我这时来不及细品“文化大革命”的其间奥秘，又奉命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访问。不过这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嘛。
出访近半个月。回到北京已是7月初，正是盛夏。
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时，我的目光恍惚掠过某种敏感的字眼儿，可是飞机拐弯掉转了方向，挡住了我的视线，瞬间敏感的字眼儿也就没往心里去。
周恩来这时从后舱里走出来。我听他的秘书说，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看上去脸色显得很苍白……我深知没睡觉的滋味。刚才在飞机上我还问总理的卫士长：总理休息了吗？卫士长也挺可怜，熬红的眼睛像双兔眼，年轻的脸上堆起苦滋滋的皱纹，无奈地直摇头。
我们惆怅地叹息着，都是些男子汉，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望着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其实我们不知道此时的总理内心承受的压力要比身体承受的压力大得多得多！
也许是职业的毛病，有时没事爱一个人默默地琢磨人的神情和气质。
周恩来潇洒、严谨。
刘少奇严肃、沉稳。
陈毅豪放、风趣。
再以后，我的镜头投向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神秘、沉郁。
“嗳，老杜，该下飞机了。”
我一看，机舱里都空了，忙提起摄影箱往外走。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已离开暑气腾腾的机场。我下了飞机，只觉得明晃晃的阳光如箭刺目，叫人头昏目眩的，竟然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熟人，只顾埋头疾走。等那俩熟人到我跟前时，我惊喜极了：怎么，社里派你们接我的？连忙兴高采烈地和他们握手，可那俩熟人一脸冷漠，像从不认识我似的。只从嘴里简短地蹦出两个字：上车！
窗外掠过惊心的标语：“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是我从机窗里看到的字眼儿。
汽车没有把我送到家，而是直接开到新华社的大院里。我一下车就被几个人稀里糊涂地拖到楼里。定神一看，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迎面的墙上扯出块条幅，那上面本人的大名颠三倒四歪着，这还不说，上面还打着红××呢！
我这是犯了什么罪行？火爆性子开始一点点膨胀。
“你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大特务！大间谍！”
“你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胡说？”
“你带的机器就是证据。那箱子里就藏着窃听器！”听到这我差点没笑出来。要不是名字上打着××，我真以为他们在搞喜剧小品，和平时一样穷开心，跟我闹着玩呢！
这幕闹哄哄的荒诞剧折腾到午夜才告一段落。
我从灯火通明的楼里出来，月光冷冷地洒落在地面，可大地却在死去活来地沸腾着。我真想大声乱骂一通……太他妈的气人！转念一想，刚才他们强行打开我的摄影箱，已证实我根本就没有窃听器，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误会。想到这里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夜色糅浓了家人的酣睡声。
我一气抽了好几枝烟，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严酷的现实，苦苦数着钟表的清脆滴答声，捱到天明。
老实说，这股突如其来的风暴一开始我还没有当回事，多少有点儿小看这帮造反派的威力，天真地以为搜不出窃听器，他们再斗几次找个台阶，还不就没事？过几天中南海一有活动，我还不照样背着相机去工作！再说我还是中央新闻组的副组长呢。
可见我这个40岁的人竟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
我的罪名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不停地变换花样，连我拍摄的照片也成了他们批斗我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拍摄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
“为什么拍摄陈毅走在周总理前面的镜头？”
“把刘少奇手里的中华烟拍那么清楚，显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
“邓小平昂着头走在领导人的前面，难道他的职位最高吗？”
…………
最为荒谬的是叫我交代“黑照片”的动机，似乎我的镜头连人的思想都能拍下来。他们规定我每天要写千字交代材料，还要写五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我只有一句：“不写！”任凭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不写！我只剩下这副属于自己的骨头，怎能再失去？这样一来我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的头衔，理所当然地被打发到社里照片制作车间去“脱胎换骨”，当一名定影工人。
中南海我是回不去了，中央新闻组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领了。
在荒诞和耻辱的纠缠中，狂乱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刘少奇倒了，邓小平倒了，陈毅靠边了……元帅中除林彪外都纷纷落马，遭受屈辱和磨难。
周恩来被挤进了夹缝，艰难地工作。
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我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我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我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我实在是受够了，我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派到边境工作，就是流浪我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近两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倘佯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我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我，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我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我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文革”中的毛泽东（1）
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
西花厅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当时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初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第一节 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
1969年，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重回西花厅，邓大姐情深意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的人生悲剧像破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前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我看到满目是旖旎景色时，我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能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十分相似地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了！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骑马、打猎、野炊、钓鱼……这是红墙里所不能想像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似平静的流水。国界线也似乎平静地在脚边延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忘记身旁是一条用历史血脉和泪迹编织的国界线。
草原之夜如此宁静。我又开始了日渐沉重的思念，久久不能合上眼睛。白日里的野趣陡然失去初来的诱人气息。心老是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倘佯来倘佯去的……冥冥之中我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我的直觉总是固执地从脑海深处发出呐喊。
我没猜错！我从机场被揪走，在总理身边消失后，他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我的处境，听说我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我的死心眼儿忧愁，他希望我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我已到国界线上。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我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我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