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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63年底，总理到广州视察，他和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陪同下，走访了黄埔军校。我知道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理想和他奋斗的足迹。那天到军校旧址已经傍晚，天色很暗了，但是他们几个“老黄埔”依然兴致勃勃，边走边聊。他们时而回忆往年北伐军的趣事，引来阵阵笑声，时而想起了早逝的战友，个个又神情哀伤……我跟在左右，不断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拍下了他们回忆往事的容貌。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总理爱民如子
第二节 邢台地震，总理爱民如子
周恩来很少出现忧愁困惑的表情，“文化大革命”前，我拍摄过一张他这种表情的照片，今天已成为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
进入1966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觉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春节过后，总理到玉泉山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个地方而已。我在他身边16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有过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疗养，他也是带有视察的任务，有时甚至比在北京还要忙，白天到处跑，找人谈话，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或是看文件。
总理到玉泉山以后，我的拍摄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我起床想到外头走走，因为长期职业习惯，即使在外头散步也喜欢手里抓个照相机，防止万一遇到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不是可以顺手拍上几张吗？
我慢慢沿着石子小路往总理住的小楼走去，转过一个弯，就看见总理一个人站在门前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用手搭了凉棚，好像在看远方什么东西，又好像看不清，费劲地张望。我顿时被总理带有忧愁和不解的面容震动，总理很少有这样的表情，我赶紧上前快手抓拍了一张。照相机的“咔嚓”声惊动了总理，他看着，奇怪地问，你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看什么呢？”我还是不能忘记刚才总理那独特的表情。
“没看什么。好像远处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云，老是看不清楚。”
我赶紧也顺着总理指的方向看，没有什么东西嘛，只有黄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木。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后来我将照片洗出来，感到很不错。人就是很有意思，当拍一种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来，果然，总理这张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忧郁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隔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两个月，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以后很多年，我都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景物？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我所拍总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总理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传到中南海。9日下午我还在睡梦中，中南海的电话十万火急地把我拽到北京南苑机场，那里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总理也到机场。我赶紧向他警卫秘书打听，什么事情这样紧急？
地震！
哪里？
“河北邢台……总理要到灾区视察……老兄你就别问，到那里什么都知道啦！”大家忙着登机，我也不好多问。
直升飞机起飞不久，便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严重的灾情，让周恩来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他拉住灾民的手问寒问暖。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这是五级以上的余震，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周恩来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裂了墙壁的楼房里，周恩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站在木箱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讲完话，他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又亲赴灾区慰问。4月1日，他来到宁晋县东汪村，走遍了每一个帐篷，看望了140多名病员。他蹲在老贫农贺全胜身边，询问伤情，撩起褥子，看铺得厚实不厚实。
贺全胜激动地说：“总理呀，解放军把我们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来看我们，这可叫俺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到何家寨村时，正赶上刮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周恩来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叮嘱不要挤着娃娃。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他迎着风，站在装救灾物资的木箱上和大家讲话。
周恩来从早忙到晚，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着的灰尘，喝几口灾区的水。人们催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他一口饭也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
第三节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首次紧密相连
1966年4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但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1966年3月刚从邢台回来，我又接到通知，要我临时从总理身边抽出来，随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当时是孟庆彪跟着刘少奇，不知他那时有什么事不能去。虽然我是第一次跟随刘少奇出访，但对东南亚4国并不陌生，前几年曾跟着总理去过。自认为是一次轻车熟路的拍摄采访。
从进入1966年，我就有一种感觉，国内的政治气候飘忽不定，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座谈会只有几个人参加），4月10日中央就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一起。
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时我们大家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儿，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演绎发展成“全面内战”。这四个字就把全国推进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
刚开始大家都在文化界里兜圈子，确切地说是在评论《海瑞罢官》历史剧上兜圈子。我不搞文艺工作，也不搞历史研究，海瑞功过是非的历史我没有发言权。可有发言权的人发出的言，叫我们困惑、迷懵。干吗要把海瑞拖出来，塞进今天的政治舞台上？一会儿说海瑞暗指彭德怀，一会儿又说海瑞是指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人心惶惶。
带着困惑带着不安也带着雨后天晴的希望，和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登上西去的专机。
机场上，除毛泽东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欢送刘主席、陈毅外长出国访问。
一同出访的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两位夫人在中南海里甚为令人瞩目，是两位出色的女性。王光美具有知识分子的深刻和高雅；张茜则机敏、俏丽并且坚强，这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得以证实。
的确，夫人们的随同访问，为出访增添了幽雅和温馨的感觉。王光美爱穿旗袍，更加衬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气质和丰韵。
因是第一次随刘少奇出访，我心里没底。上飞机后我迟疑几次想到前舱为他拍摄几张工作照，又一想，他的专职摄影记者可能已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刘少奇在我眼里是一位严肃、认真、沉默的首长。这次出访我意外地发现刘少奇还很忧郁，这个一时叫我琢磨不透的印象是在他走向陈毅的后舱时偶然生成的。
“哗……”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前舱走了出来，我们坐的位子正好和他对着，我看见他用疲倦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还和外交部的几个司长点了点头。我发觉这目光里有种叫人不安的忧郁。他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向后舱。我不由探出身子追随他的背影。他跨进后舱又扭过身子，厚厚的布帘在他手间拉拢合并，他高大身躯和斑白发顶随之消失了。这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动作，可我心里老是觉得不是滋味，犹如揭示某种神秘，或者是某种紧张……人心里一旦有褶皱似乎连四周的气氛也觉得异样。出访初登机时的愉快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嗡嗡作响的气流压力下愈发沉重疲惫，令人昏昏欲睡。
不知又过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