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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
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
第39节：创办《南京人报》（4）
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缅怀这段往事：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第40节：创办《南京人报》（5）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已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已。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