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龋梢运跣∫话搿１热纾谟械墓遥扒笆杖胱罡叩�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的十倍。但在税后，差距缩小到五倍。但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来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需要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政府得知道谁究竟挣多少钱。在西方国家，信用制度发达，居民消费多以信贷方式进行，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量少，政府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征税也就有了基础。而逃税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绝非事后补充罚款就可以轻易了事。在这些经济、法律手段的有效监控下，形成了公民较强的纳税意识。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美国，1％收入最高的人的赋税占联邦税务的147％。此外，为防止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政府往往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以德国为例，遗产税率高达50％，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富不过三代”。与经济、法律等限制财富过度集中的措施并举的是鼓励财富分流的社会机制，如设立各种基金捐助慈善、福利及教育事业，国家对出资者的这部分资产不予征税。
现在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基础制度薄弱，政府不能准确掌握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情况。结果是分不清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在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都建了许多经济适用房。其初衷是为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住房。但结果是，这些房子中低收入者仍然买不起，而政府给予优惠和补贴的房子大多被高收入者买去了。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中国政府调控收入差距的能力较低。
访谈录不平等与经济增长（1）
问：近些年来，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理论界的看法也莫衷一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概括地说，理论界将这个问题称之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其实，人们就这个问题已经争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了。争论不清楚又说是定义的问题，如大家都知道的所谓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等等。但争论来争论去，问题好像不是更清楚了，而是更糊涂了。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争论的前提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争论的双方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认为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存在。事实上，恰恰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与具体的情况相联系的。
问：好的，那么就把讨论的问题放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具体的背景之下。甚至我们可以将问题的范围缩的更小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个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人们真正关心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问题。
孙：的确，在改革开放之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当时，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前多年实行的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尽管很难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比如在城乡之间，就存在较大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但在相当的范围内，主要是在城市中，严重的平均主义确实是抑制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时拉开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打破这种平均主义。同时，这也与当时的一个理念有关系，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这个口号后来可能确实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有一种造就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因为当时许多人对发家致富这个后来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都是心有余悸的。
如果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或者说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深的背景，这就是资本形成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一下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收入不平等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主要就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论述的。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资本的缺乏。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收入不平等可以有利于资本积累。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有200元钱，两个人来分。如果每人100元，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人都花掉90元，用来支付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用。结果是剩下了20元。这20元可以转变为资本。也就是说，有20元的资本积累。但如果换一个分法，给甲150元，给乙50元。乙的生活会变得很艰难，但也能生存下来。甲可能生活要奢侈一些，他一个月就花了110元。这时剩下了40元。如果我们将这40元看做是资本积累的话，就可以说资本的积累增加了一倍。尽管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化，但大体可以说明有关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逻辑。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积累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问：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个逻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孙：这个转折点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开始抑制经济增长的逻辑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引入两个基本的背景。
首先的一点，是不平等的程度。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是笼统地论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却很少注意不平等的程度问题，好像无论不平等的程度多大，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固定不变的。其实，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急剧扩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还有一个背景，大体在同一个时段，中国开始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变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生活必需品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决定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是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最基本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滞后的城市化使得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并由此限制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二是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无法形成有关生活的稳定而长远的预期，从而无法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化社会使得买得起耐用消费品的少数富人需求处于饱和状态，而大多数有需求的穷人没有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现实购买力。
访谈录不平等与经济增长（2）
问：也就是说，悬殊的社会不平等阻碍了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并由此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
孙：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让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些最表面的现象。近些年来，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在7％～8％之间，即所谓七上八下。应当说，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但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这样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许多人感觉的不是繁荣，而是萧条。我说的这许多人，不仅包括了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也就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人们感觉的是紧日子，一些人过的也是紧日子。
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学术界议论纷纷的物价持续下滑。尽管理论界在物价持续下滑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持续性的物价下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8年4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4月，时间长达25个月。此后经一年多的小幅上升，自2001年1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再次出现下降，到现在又已经持续了10多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近些年来一直在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的症结。更明确地说，如果说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