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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2）
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3）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