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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这之前因心脏病严重发作，身体在恢复中，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事后想起来，幸亏他没去，否则可能在会上给气死也说不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父亲在西山的临时住处，气愤地把头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叶帅的话，陷入了沉思。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叶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父亲心事重重，半天无语。最后，他叹口气，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父亲了解杨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打倒杨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二月逆流”的问题还没搞清，又被影射为“黑后台”，父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虽然没人上门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父亲冷静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的传言越来越多，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矛头大多是指向父亲的。父亲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击一下，于是，4月6日那天，他把电话打到林彪家。
电话是叶群接的。父亲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支支吾吾，道：“并没点名嘛。”
那天在电话上，叶群自始至终没有说“黑后台”是父亲，但也没说“黑后台”不是父亲。只是说，社会上在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当然，轰倒的越多，他们越高兴。
在林彪那里，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毛泽东。4月7日，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以及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信送走后，父亲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回音。3天后，周恩来着秘书周家鼎给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父亲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这个批示让父亲心里有了一点底。父亲明白了，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说，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亲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表面上给“面子”，接见了父亲。一番寒暄后，父亲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说到底，杨成武是一军团的，不仅是父亲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对父亲的诘问，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条理由：“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这让父亲想起，当年打倒罗瑞卿，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不听话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亲感到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就对林彪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沉默。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没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父亲告辞。出了林家的门，父亲更感到杨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