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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从中央苏区时期高层领导异口同声喊“老毛”，到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率先叫“主席”，电视剧《长征》对此有很细致的描写。大家想必知道，彭德怀是最后一个改口的。然而，外婆比他还要晚。
彭处长回忆道：“你外婆抽烟很凶。６６年的时候，一个晚上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的感情呀，那真是非常深的。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这是服务员后来告诉我的。”
在这些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外婆１９６６年最后一次来庐山的住处：“５４１”号别墅。它在远离庐山别墅群的山坡上，车马罕至。两层有着白色门窗的英式建筑被俄国人栽下的数排高大杉树掩映，这是我在庐山见到的最幽静的别墅。前几年，某公司租用此地为疗养场所。
陪同我来的庐山姑娘说明来意后，开门的小姑娘爽快地让我们进去，引我们上楼，并指点着哪里是起居室、卧室、客房，客厅。不过，除了客厅外宽敞的石砌露台还保持着当年模样，放着几把藤椅和几张圆桌，其它房间都已装修为宾馆的标准间了。我在藤椅上落坐片刻，望了望远处苍翠的青山，便起身下楼，走出了这栋别墅。
到了门外，我听着鸟鸣，在院中小径漫步，沿路又下台阶，看到了另外一处院落。这里门窗紧闭，似乎已久无人居住，巨大的红皮尖屋顶在满眼绿色的庐山格外显眼。不错，这里每一栋屋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家不同的故事。而“５４１”，则有着我家的一个故事：
１９６６年，庐山的一个秋夜，就在这个院子，就在这栋房子，外婆把家家挂在墙上的那个人的照片放在桌上，轻轻地、慢慢地摩挲着他的面庞。对于别人，他是主席；对于外婆，他是“老毛”。现在，“老毛”上街了。这是为什么？外婆不知道。但起码能在报纸上好好看看他了。以前，报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照片的。
那个晚上，外婆吸了两包烟，只有庐山的月亮陪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吸烟，这点外婆随外公；晚上不睡觉，这点也随外公――井冈山时期，他们俩人就是一夜一夜这么一起熬过来的。
夕阳透过杉树，照在依山而建的矮矮院墙上，点点金黄。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味上，此时楼内传来的麻将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又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还有一处外婆住过的地方没有看呐。
外婆二上（１９６０年）、三上（１９６２年）庐山，都住在“１６２”号别墅。它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距离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住的“１７６”号也很近。这是一栋与刚才我去过的“５４１”号风格有些类似的别墅，区别在于它位于大道口，外婆也就是在那里见到了游行人群，见到了“老毛”画像。
正在我忙着从各个角度为这座幽静的别墅拍照时，建力大哥拉住我，朝路那边的墙上一指：原来墙上隐约可见一间被封堵的石门，正对着“１６２”别墅。石门通向的地方是“１７５”号别墅，也就是外公毛泽东在１９６１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在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居住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原有的石门被封堵。而外婆恰恰在１９６１年没有上庐山，当时她正处于受毛贺相会强刺激而起的病痛中。
后来，建力大哥告诉我，我在别墅前时，一队旅游者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对我在一栋无人居住，无人参观的建筑物前照个不停大惑不解。于是他告诉他们：这是贺子珍６０年代住过的地方。人们听说后，大为惊讶，马上七嘴八舌谈论起自己心目中的贺子珍，最后也在“１６２”前拍照留念。“都是年轻人，看上去２０多岁，像是北京来的。他们都知道贺子珍”，建力大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
建力大哥告诉我：“当时，你外婆经常在白天吃过饭后，从她的住地出来散步，走进省委大院。警卫都认识她，不会阻拦。然后走到我家，豫章路三号大院，进来聊聊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只要你外婆一来，我父亲、母亲就会告诉家里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贺妈妈来了。不许乱闹，要听话！男孩子调皮嘛，玩起来什么都不顾，可你外婆来我们不敢。家里立刻静悄悄的，鸦雀无声。除了她，别人哪个来都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懂，后来知道，因为你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安静。”
“你外婆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她都认识。我妈妈记得很清楚，“文革”后她和我爸爸去上海，到华东医院看望贺妈妈。你外婆问了一句：黑蛋怎么样？黑蛋就是我哥哥呀。十几年没见，她一下就能想起来。所以我觉得，她记忆力一直是非常好的。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7）
我不忍心告诉建力大哥外婆病痛时受苦的样子。我只能说：外婆记忆力确实很好，她是中共早期党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是世上最有资格讲述我外公的人之一。她晚年的回忆，给后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宝贵材料。但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确实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神志，她经常处于无法言说的悲痛之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在上海，除了我，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当白发苍苍的她难受的时候，就会无助地抓住稚气懵懂的我。有时，还会掐我。她心里的话太多，说不出来！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也激动了，我们都激动了。他提高了声音：“东梅，你一定要好好写写你外婆！写出一个原原本本的、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贺子珍。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都知道神秘的雾是庐山一绝。我倒认为庐山月色才更神秘。庐山的月亮，是毛贺相会的见证人，是外婆在庐山每一个不眠之夜的陪伴者，还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目击者……
可惜，我忘了赏月。一连两个晚上，兴奋的我在调查采访完毕，回到住地后，又与建力大哥和他的朋友一起，聊外婆，聊外公，聊在庐山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情。第三天一早，就又匆匆下山，飞回北京了。
下山后，在翻阅庐山同志送给我的几本书后才发现：月色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还起过特殊的作用。
彭老总对“大跃进”表示担忧，给老毛写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坐车驶过“美庐”，先到朱老总那里征求意见。朱老总劝他不要写信，有事直接找老毛谈。但彭老总还是坚持写信。
本来彭老总从自己住处出门上车时，夜色阴暗。从朱老总那里出来后，发现头上已经月光皎洁，眼前顿时明亮起来。他的心情大为好转，决定找老毛谈谈。
他坐车到了“美庐”，问主席休息没有？答复是已经睡了。彭老总觉得不好打搅，便把信留了下来，请人转交老毛。这封信，后来也就成为所谓万言书。
这次上庐山，我被安排住在“１７７”号，也就是１９５９年张闻天的住地遗址，与彭德怀的“１７５”只有百步之遥。然而，这里的原貌已经完全改变，一层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
在外婆身边工作过十几年的严世骎医生告诉我：“１９６２年你外婆到青岛休养，遇到了张闻天、刘英夫妇。刘英见到你外婆，非常高兴，亲热得不得了。”“那张闻天呢？”“男同志嘛，话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
后来我在刘英的书中得知：经历了１９５９年的暴风骤雨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１９６２年，张闻天曾打开保险柜，哆哆嗦嗦地取出自己在庐山上的发言稿，委屈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的没有错嘛！
外婆在解放后的隐居生活中很少说话，更极少谈论国家大事，但她上海时期的护士小吴阿姨告诉我：“姨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彭德怀是不会反党的。”１９７５年，彭德怀元帅逝世。他临终希望见见毛泽东，或者朱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一消息当时是保密的，不过这倒也避免了让外婆伤心。
海峰姨告诉我：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朱总司令逝世，外婆得知后神情痛苦地拍着椅子扶手，一字一顿地说：“老总！老总走了！好人呐！……”
而最曲折的则是陈毅逝世。“文革”中负责管理外婆生活的祝处长今年春天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逝世。亲人知道这一噩耗对外婆会造成多大的刺激，一直瞒着她。而此前几天，我刚刚在上海出生，这当然使暮年的外婆得到少许安慰。大家收起了报纸，关上了电视，藏起了广播，封锁了消息，把外婆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这个小女孩身上。很长时间内，她对此事果真一无所知。
后来，江西老同志刘俊秀（省委农业书记）与夫人孙亚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到上海湖南路２６２号看望外婆。刘老是外婆的永新老乡，长征干部，性格豪爽，又是她在南昌居住期间的邻居，关系非常亲密。外婆很是高兴，吩咐搞了不少酒菜，大家热热闹闹坐了一桌。
在这种比较难得的欢快场合中，刘老也比较放松，不知怎么，就说到陈毅逝世上面去了。谁知，刘老一句“陈老总不在了”刚出口，大家都楞住了。外婆明白以后，当即离席跑上楼去，把卧室门一关，谁叫也不出来。只留下慌张的大家和尴尬的刘老。孙亚衡直怪刘老粗心，刘老则委屈地说：“我哪知道她不知道啊……”
大家于是上楼去劝，外婆口中一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祝处长告诉我：陈老总和你外婆关系，就跟亲人一样的。
１９７０年，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庐山。那年夏天，他在“芦林一号”同服务员聊天，说了这么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