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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对女儿说的，其实是对自己苦涩一生的理智总结。妈妈觉得外婆的话有道理，决定过一年谈婚论嫁。
我从水静奶奶那里得知：第一次见到我爸爸之后，外婆和她还有这样一段谈话：
你外婆说：他们相爱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结婚了。主席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是应该的。女儿出嫁，不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你外婆说：嘿，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她说：我也这样想。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初次见面，外婆就喜欢上了我爸爸这个女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次爸爸去上海，外婆总是笑眯眯地高声叫着：小孔。外婆的江西口音富有起伏韵律，听起来接近“宵控”。每当外婆那么叫，旁边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总是忍不住笑，湖南路往日沉寂的气氛为之欢快起来。
外婆舍不得让妈妈和爸爸走，但她知道外公已经为儿女定下了行程――“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她催妈妈一行尽快去见我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孔丛洲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妈妈沈阳之行也很顺利，双方父母都高兴地把我妈妈和爸爸当作自己的儿女。爸爸、妈妈４０年的婚姻堪称幸福，这多少可以告慰我的外公和外婆了。
妈妈每次来看外婆，外公都会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北京土特产品。妈妈每次都以北京人的身份，向外婆逐一介绍。这对于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婆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也许就是这次，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白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托人给他捎回的那方白手绢。妈妈带来的白手绢已经泛黄变旧了，那是外公一直用的。外婆看着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作为外公外婆之间的信使，妈妈联系着他们深沉的情感，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久居南方的外婆会让妈妈大包小包带上当地的时鲜蔬菜，都是当年外公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的。妈妈记得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外婆托她给外公带过一个耳挖勺。外婆知道外公是个“油耳朵”，有掏耳的习惯。这件小小的物件，寄托着外婆的一片深情。
１９５９年夏，广州市委工业书记曾志随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丈夫陶铸来参加庐山会议，听说外婆在南昌，便来看望。１９５４年曾志去上海时想见外婆，但没见到。想来那该是外婆发病，被实施“冬眠疗法”期间的事。她们１９４７年东北一别，１２年不见，外婆一眼就认出了曾志，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曾志试探地问：大姐，你还记得么？１９３２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我送了两双战士缴获的回力球鞋给你穿！外婆眨了眨眼睛，笑了笑说：怎么不记得？你送我的那两双鞋好经穿！穿了好几年，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实在无法穿了才丢了＇注３＇。
球鞋的事是这样的：１９３２年外公率军攻下福建漳州，与正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当时外婆正怀着儿子毛毛，在瑞金住院，未能随军，这让曾志非常遗憾。当时曾志比照自己的脚搞到几双女胶鞋，还有肥皂、万金油之类生活日用品，分出一部分让外公转交外婆。三年没见了，她非常想念曾经和自己合盖一条被的贺大姐。＇注４＇
曾志感慨道：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也许，外婆就是穿着曾志送的鞋走完万里长征路，甚至是走完万里西行路的，她又怎能忘得了呢？曾志有感于贺大姐记忆力之强，姐妹情之深，见外公时特别拿胶鞋一事作为有力证据，说明她头脑是清醒的。
那天外婆留曾志吃饭。过去曾志听人说大姐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她亲眼看到的，是大家姐妹一般亲亲热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井冈山“一个碗里吃饭”的年代。
外婆告诉曾志，自己经常失眠。曾志马上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把随身带的留下了一些。告别出门时天色已晚，外婆当面服下了曾志留下的药，还说：希望今天睡个好觉。她高高兴兴送走了老战友。＇注５＇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3）
曾志在回忆录中这样谈到她与外婆的见面：
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ＸＸ（引者注：小封，即封耀松）值班时再来。”＇注６＇
外公最初没有想让江西同志（汪东兴虽在江西，但属于中央到地方挂职锻炼性质）介入此事。与外婆的秘密会面当然被外公归入私事之列，不好麻烦地方，更不能兴师动众。曾志按外公安排告知汪东兴，汪东兴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商量。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
外公在此之前还做过一些调查。就外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外公问过近年来与她有过接触的水静、曾志、汪东兴等人，答复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和跳舞、看电影呐！
这些知情者中，方志纯和曾志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去世。２００２年，我在南昌采访了年逾九十的朱旦华。旦华外婆也是与外公外婆同辈的毛家人中惟一在世者。她谈起了与我外婆在江西共同度过的时光。
可能就是曾志见外公并与汪东兴联系的当天下午，外公请两位女同志――曾志和朱旦华在美庐二楼吃了一次便饭。说起这次吃饭，也有一个笑话。当时方志纯通知妻子，毛主席要请她吃饭。朱旦华又惊又喜，忙问丈夫：你去不去？他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方老话中有话，朱旦华被弄糊涂了。
后来她才知道：外公这次请客，由头是一位女同志（曾志）引起的，主题则是另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按说这件有关“女同志”的工作，交给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是再合适不过了。何况她还曾经是外公大弟毛泽民的妻子，又永远是外公侄子毛远新的母亲，她与毛家的这层关系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旦华外婆记得：那次便饭有四个菜，有一盘是青椒炒肉丝，“无辣不成席”的外公面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发现旦华外婆从不染指辣椒，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随后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外公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饭快吃完了，外公转入正题。他问在座者：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旦华外婆说：我听主席的。
可惜的是：发动此事的曾志后来却未再介入。陶铸得知后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曾志只好退出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和１９３７年劝阻曾志去延安，从而未能在西安与我外婆相见一样，陶铸的好意再一次改变了曾志的想法，也间接改变了我外婆的命运，人生就是这么奇妙莫测。可以想像：如果曾志没有退出，也许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吝啬的历史是不会再给人们第二次机会的。
毛贺相会方案不得不做出调整：杨尚奎夫人水静代替曾志，７月７日去南昌接外婆上山。
１９５９年，外婆就是在这座小楼里被水静接走上山与外公相会。２００４年初夏，我来到南昌，在参观这栋楼后上了庐山。此时距离外公外婆庐山相会的日子，差几天便是４５年了。说来也巧，我这次上庐山，是由水静奶奶的儿子杨建力大哥带路的。
和建力大哥相识，是２００２江西之行后不久的事。在南昌，永平姨父把他介绍给妈妈和我。由于两家老一辈交往的渊源，我们一见如故。建力大哥继承了江西老表的热情好客，还有老一辈的豪爽仗义。他力荐我上庐山，而且要我在庐山住上几个晚上，说那样才能体会这座神秘之山的韵味。
其实，按辈分来排，我应该叫他叔叔；但按年龄，我们相差又不是太多。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叫您大哥怎么样？”他爽快地答道：“好啊！”建力大哥对庐山非常熟悉，有这样一位向导陪同，再合适不过了。
到达庐山界内，车开始爬山，建力大哥告诉我：现在走的南山公路是为１９７０年第三次庐山会议而修的，技术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转弯已经少多了。你外公诗中提到的“四百旋”是北山公路，前身是国民党时期为蒋介石等上山修建的，弯路非常多，可能都不止四百多个。
是啊――１９５９年外公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