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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
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
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
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
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
“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
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
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
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
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
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
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
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
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
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
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浑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
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
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
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
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
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
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
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
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
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
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哈，有奶便是娘，不过
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架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
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
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
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膝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
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
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
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
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
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
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
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
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
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信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
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
“湖南派”
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
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
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
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
的，澧梯、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
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
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纪长。
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
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
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
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
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
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