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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戆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誌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誌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誌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誌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柏克莱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金寄给我接济《现文》，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我点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於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於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时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却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癒。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始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牙哥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带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於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於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託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鑑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共加重分量；黄覟、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检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闆夥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於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夥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用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於凯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间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CC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那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於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的接受那八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瘀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钜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欢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中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当然，王国祥也很关心世界大势，那一阵子，东欧共产国家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崩瓦解，我们天天看电视，看到德国人爬到东柏林墙上喝香槟庆祝，王国祥跟我都拍手喝起采来，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薑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作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於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