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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无止的漫漫长途，实在让人震撼。更让人震撼的是，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讽，有摇头，有威胁，有推拒，有轰逐，却一点儿也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地方都愿意欢迎一个光有名声和学问，却没有政治主张的他。任何地方都愿意赡养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个话语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绝不愿意这样。
因此，他总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青年流浪者们，大多玩过几年就结束流浪，开始用功读书。智力高一点的，还有可能读到孔子。一读他们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来早在二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类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龄还在进行自我放逐，还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没有下路，没有回过故乡！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这种“首尾相唧”的有趣现象，也许会让今天某些永远只会拿着历史年表说事的研究者们稍稍放松一点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总有一种鸿濛的力量支撑着他。一天孔子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让匡人误认为是残害过本地的阳虎，被强暴地拽了下来，拘禁了整整五天。刚刚逃出，才几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场叛乱，被蒲人扣留，幸亏学生们又打斗又讲和，才勉强脱身。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安慰学生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业不就落到我们身上了吗？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辈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还想留住斯文，那么这些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战场，大家几乎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还用琴声安慰着学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家不相信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家难于实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不赞成，说：“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饿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为什么比干会被杀害？”
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学生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能被别人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
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最满意。他笑了，逗趣地说：“你这个颜家后生啊，什么时候赚了钱，我给你管账！”
说笑完了，还是饥肠辘辘。后来，幸亏学生子贡一个人潜出战地，与负函地方（今河南信阳）的守城大夫沈诸梁接上了头，才获得解救。
五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狼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强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那次是在郑国的新郑吧，孔子与学生走散了，独个儿恓牺惶惶地站在城门口，有人告诉还在寻找他的学生：“有一个高个儿老头气喘吁吁地像一条丧家犬，站在东门外。”学生找到他后告诉他，他高兴地说：“说我像一条丧家犬？真像！真像！”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我同意黄克剑先生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君子之道在中国历史上难于实行，基于君子之道的治国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远远望去，就在这个道、那个道的起点上，那个高个儿的真君子，却让我们永远地感到温暖和真切。
然而，太阳总要西沉，黄昏时刻的西风有点凄凉。
孔子回到故乡时已经六十八岁，回家一看，妻子在一年前已经去世。孔子自从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远行，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这位在世间不断宣讲伦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颤颤巍巍地肃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悚然惊悸。他让中国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却在他自己脚下，碎了。
此时老人的亲人，只剩下了学生。
但是，学生啊学生，也是很难拉住。七十一岁时，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终于老泪纵横，连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岁时，他的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惨烈。几乎同时，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学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这不断的死讯中，一直在拚命般地忙碌。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这是一部编年史，从此确定了后代中国史学的一种重要编写模式。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正名分、大一统、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国精神。
一天，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获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西边。天命仍然从那里过来，从盘庚远去的地方，从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此时的麻履，正漫润着弟子们的滂沱泪雨。
六
很多很多年后，一位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的中国学者叫顾炎武的，终于领悟到自己崇拜了大半辈子的孔子究竟是谁。他淡淡地说：“仲尼，一旅人也。”
顾炎武这样说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孔子已被历朝统治者供奉了太久太久，在形象上早已高及庙堂。顾炎武的意思是，孔子是不宜长久端坐在高处的，他喜欢旅行，习惯行走，让他下地再蹈踺一会儿吧。
多年前，我为了逃避灾难在家乡一座小山的半山腰里一遍遍诵读孔子，一次次笑出声来，下决心追随其后而成为一个文化旅人。
而且，我已决定，首先也是向西。千年不变的古道西风，西风古道。千年不变的老子、孔子，孔子、老子。还有，更久更久的盘庚迁徙。
平生何求？一旅人足矣。
张艺谋：士为知己者死的过程最动人
商 羊
（本文字数：2895） 《收获》 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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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影，无论是本国的还是世界的，说到“张艺谋”这个名字，已经不需要加上任何前缀。
然而他并非是石破天惊的孙猴子，一经爆出，天赋异禀。今日的地位，是一步也不能怠慢、一步也没有省略地走过来，作品有多张扬恣意，为人就有多收敛谨慎。
关于他：
1950年，出生在西安。
1968年，因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插队到咸阳乾县一个贫穷村庄，原名张诒谋，常常被叫做“张台谋”，能画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
1971年，打得一手好篮球，被咸阳国棉八厂破格录用。
1978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