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噜一嘟噜地挂在檐下，还有成串的红辣椒、白蒜头，村口大碾盘轳轳地响。那大山窝里，就有了小小一团喜气，将全年的寂寥都破除了。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带陈卓然的时候，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在这大山旮旯里。小孩的玩意儿也是石头。这一年陈卓然七岁，还没上学。离北石砬村二十里山路的平地庄上，才有一个初小，养父母想让他多长两岁，腿脚长硬扎了再去上学。也是觉着，不知哪一天，他生父母会来迎他，就到大地方去上学了。陈卓然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一路上被汽车和山路吸引了注意，没想起哭一声。在他心里，养父母就是亲父母，没想过另外还会有生父母，也没想过他这一走就不会回去。所以，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他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中间。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一直可持续到天黑。就这样，交替着被新鲜事物吸引，不再为天黑不得回家而吵闹。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这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人手，他也来不及记下谁是准了。那人将他背进上海的家门，门里人也是纳闷，这一团混混沌沌的紫花色，散发着干草和泥土气味的东西是什么。
他本来应该当年就上学的，但因为语言的关系，不得不停一年。他不会说上海话，亦不会说普通话，这里的人更听不懂他的鲁西南腔。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又加强了语言的隔阂。他其实已经陷入自闭，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在语言上也无法取得进步。一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只能再延续下去。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哨哨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在他这个年纪，很难说有什么记忆，就只是一种印象，此时要被另一种印象挤出去，几乎带有着物理的性质。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作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大姑是继父同宗的一个妹妹，终身未嫁，在这家里帮助料理家务，自己也算有了归宿。照理，他在这个家中是孤单的，但事实上却受到特殊的对待。母亲是公然地偏袒他，其他孩子同住一间房间，而他睡单独一间，当然比较小一些，在厨房和浴室之间，原本应是储藏室，这也隔阂了他与弟弟妹妹之间的感情。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样，许多衣物用品都是公用的，只有他是独享一份。后来他知道，他专有一份烈属的抚恤，只他有。母亲因是改嫁，已经不享有烈属的身份。在这个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家庭里，保持着对牺牲献身的崇敬感情。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地，继父会把他召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他总是将它灌满开水，从壶嘴里喝水。后来他上了寄宿学校，这水壶自然也随身带去了。就是这样沉默无语，倒使他们像一对真正的父子，因为之间没什么额外的用心。看上去对他适应环境没什么推动，但实际是有好处的。他身心放松，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现实。这一年过去，他才人校念书，已经九岁，比同班同学要长两年，高出半个头。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下一年就让他跳一级，与同学拉近些距离。但其实呢？他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无论低一级还是低两级的同学，他都相处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种自闭的状态，便呈现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实是开朗与活泼的，毫无一点乖戾之心。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不能否认，语文的学习也有助于夸大这记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就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来说，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是攫取了些东西。从他阅读的几个转向，一方面可看出一个青年从幻想走向科学、再走向社会科学的思想路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地，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他用马克思的话说——“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他的理论很难说能让人真正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原义。可问题是，有谁能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谁能够将马列主义经典引入当下的运动？陈卓然就能！当下的运动一下子推向了遥远的辉煌的法国大革命，拓宽了背景，真是激动人心。在陈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号下，是比造反派更为彻底的立场，同时揭露出在造反派激进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规。所以，他其实是将保皇派的思想内容刷新了。年轻人是惟恐保守的，说到底都是名实之争。简单说，就是一场比试，比试谁比谁更革命。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和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每一场大辩论，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词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无论是内中所批评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凯撒”这些人名；无论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宪制共和国时期”、“立法国民议会时期”的名词；再有那些来自欧式的从句结构，经由译文处理而成的长句，比如“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比如“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全都如此华丽。大辩论总是以陈卓然的演讲为结束。礼堂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年轻人的浓郁体味积压在人头上方，陈卓然是人群中的制高点，两张课桌再架一把椅子，底下簇拥着他的战友，形成一座宝塔式的造型。有时是在晚上，突然停电，就会有人找来蜡烛，摁开手电筒，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空阔的礼堂里，显得很微弱，就像萤火虫。在那稀落的亮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体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作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竞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一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作是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就是方才说的，他从家中取衣物回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