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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
王安忆
（本文字数：2800） 《收获》 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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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小兔子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骑着自行车。这所中学坐落的街区上，有着许多梧桐树，落了叶，裸出壮硕的枝杈，在空中交错伸展。日光就从上面照下来，投在地上疏阔的影。南昌他们一行自行车，就是从这影里驶过来的。
你很难想象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儿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橱窗里的摆设从简了，几乎没有装饰，商品也是最紧要的几样衣食，出于风趣的性格，这些物品都摆出些噱头，比如，水壶和书包搭在一起，有一种远行的意境，药品边上放一具红十字医药箱，是大众服务的志向。也是稚拙的，但是，却散发出俄国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的气息。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社会的思想会简单至此，除非是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昔日大幅的电影广告栏里，现在是标语的大字。电影院自然还是拉着铁栅栏，门庭冷落。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就像运动开初时的“除四旧”，你看满街疾走着裤脚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还有三轮车——这是最有趣的了，车上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好比是戏剧中的谐谑段落，动机忽一转换，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可是，内中严峻的实质还是存在着，由于它在，才能和表面的戏谑形成幽默，否则，就不过是瞎胡闹了。这种酷烈的内质，一旦翻上来，那就令人瞠目结舌。就比如与“除四旧”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于，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这就带有血腥气了。这城市笑不出来了，因为它虽则是浅薄了一些，但决不是轻浮，它以意外的沉默藏住惶悚不安。不知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这城市有足够的洞察力，洞察的不是历史那样宏伟的东西，而是世道人心。在此，戏剧从谐谑的部分走出。回复到全面性的正剧色彩，那不正经的部分作为对待事物的态度一种，储存在那里，预备我们需要时来采取。这城市持续着的沉默，并不是那样凝重的，多少含有一些儿学乖的意思，也就是审时度势。这一段沉寂的日子，同时也是喧嚣的，大串联将全国各地的少年学生带到这里，水似的漫流。此时此刻，夜晚弄堂里的摇铃人，声声告诫的“火烛小心，门户当心”，就格外的有含意了。你会觉得，这城市警醒得很，而且，守持很严。好，现在，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学业已经中断，学生运动也消停下来，这些少年人猝然惊醒，发觉身处于一个漫长的假期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他们原先是有些屈抑的，由于成绩算不上最优等，生活习惯比较简朴，甚至于，说话还带乡土口音，因为方才从老家出来不久，或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当然，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比如，说普通话的风气，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白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声色平平，要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就在某一天里，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此时，尚无派无别，“红卫兵”天下一家，像南昌他们，理所当然子承父业，带领起革命的潮流。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辩论、批判、斗争、大字报，都由他们发起。就像一种遗传的秉赋，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把得住革命的脉搏，当然，也得天独厚，预先了解动向。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提出的口号也差不多，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这无政府的时代，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校际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正合了那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创造的血统论，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北上，去到政治中心首都，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可是，茫茫北京城，答案在哪里呢？他们去到中学、高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看大字报，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因大字报的章句口吻，就像是了解内情，所用的理论也很高深。可看多了，又觉得不过是口气大一些，这些墨汁淋漓的大字就叫他们看花了眼睛。他们在北京的校园里徜徉，北京的校园气魄可是大，如此辽阔，红墙绿柳，往来着的同样是军装，可作派却大不同。腰里并不系皮带，就这么松垮着，很显得潇洒。军帽也是有戴无戴，发式理成平头，说的普通话是清脆的。最重要的，他们往往骑着自行车，燕子般地剪着车轮，飞快地翩过去，忽又一刹，停住了，并不下车，只是一只脚点地，站一时。还有的，骑着骑着，后车架上忽跳上一个人，或者，一只手脱开把，人跳上了前车杠，斜坐着，再继续向前。革命的风度多么不同啊！他们大多有一些叔叔伯伯的关系，就寄希望在那里能联络上北京的同志。至于答案，他们似乎已经放弃，这京城有一种别样的气质迷住他们了。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宏大，堂皇，俨然所代表的历史的正传，恰是他们所属。他们去到那些国家部委里，看见他们所寻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被七颠八倒地写在大字报上。倘若竞能够找到叔叔伯伯的家，又大多是空巢，小孩子都不知上哪里去了，院里边也有些着军服的少年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驶去，好像没有他们这些人似的，令人不由地畏缩起来，深感是来自远地的边民。结果，他们并没有和这政治中心联络上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他们带回了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联动”。
至多是两个月，更甚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很奇怪地，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一驱而散前阶段的失意心情，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目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造反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此时，他们也有了自行车，军装洗得更白，撤了皮带，头发推短，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目光深邃，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他们成长起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