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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写着两个村的名字。这两个村是镇里早已做好部署、严阵以待对付检查的村子。办法二，瞒天过海。龙湾镇领导们似乎深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政策的精髓。旨在解释税费改革政策的公开信和农民负担卡，前后发放了四次，等检查组一走立刻就收回。有些村民说，这些东西拿到手里，还没等看清楚写的是什么，就被村干部强行收走了。
办法三，跟踪盯梢。检查组检查的时候，村干部伪装成普通农民、商贩，沿途跟踪检查组的工作人员，随时随地的发现、压制农民可能爆发的不满情绪。
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龙湾镇顺利通过各级税费改革检查组的检查，并获得了不低的评价：龙湾镇的税费改革“积极主动”“进展很快”“工作细致”。
说一口地道的龙湾话，黑黑瘦瘦、一幅农民模样，骑着自行车深入田间地头问这问哪。很多农民把姚立法当成了一个好打抱不平的热心人了，以为他不过是来收集材料联合上访的。
七天七夜扎实的调查后，姚立法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毫无保留的写成《致市人大常委会的第二十封信——关于潜江市龙湾镇税费改革情况的调查》，反映龙湾镇在税费改革中弄虚作假，逼死打伤农民，呼吁尽快制止这种草菅人命的横征暴敛行为。
调查报告中写道：近日在该镇寻湖、李台、仁和、双丰等村调查了解获悉，没有哪一个村庄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小组会议传达、贯彻、学习中央、省、市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通告、公开信和实施方案，农民们不知道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如何核定，农业税常年产量如何核定；农民们不知道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要向他们张榜公布，征求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执行；农民们不知道村内公益事业筹资，应该有村民委员会提出预算，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镇农经管理部门审核，经乡镇领导同意，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
调查报告一式五份，火急火燎的姚立法将这些报告分别送至潜江市人大、潜江市政府、湖北省政府、湖北省税费改革领导小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
皇粮国税
潜江市的税费改革开始于2002年7月，湖北省的税费改革开始于这一年的6月，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大面积的铺开搞税费改革开始于4月，而最早尝试税费改革的省份是安徽，开始于2000年。
在税费改革中弄虚作假的行为，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严重不严重？谁该为这种行为负责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一共下发了二十多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却始终解决不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1996年，国务院曾经颁布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虽然中央文件措辞严厉，但是有时候，地方即便发生了恶性的征税事件，一些政府官员并没有因此受到处罚。
《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了这么一件事。因为乡政府野蛮征税打死农民，1995年下旬，安徽省临泉县王营村的七十多个农民上访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向国旗集体下跪。这一幕震惊中外。事后，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县委Z书记却平安离任，颐养天年，既没有为此负行政责任，也没有为此负法律责任。
一桩桩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人们开始反省：怎么会这样？中央政策的效力究竟有多大？对地方政府有没有震慑作用？
后来，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中国的农业不过是“口号农业”“口头农业”——光说不做。这最直接表现为税收分流后，中央给地方留的钱太少。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
上面不给钱，地方只好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弱势的农民是最好的唐僧肉。这时候伸手向农民要钱理由实在是再充分不过了。
对待农业税问题，中央和地方一旦太认真，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是让乡镇、市里干部饿肚子？还是让农民饿肚子？
也有人问，国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有几个让人愤怒的数据：2002年，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2000余亿，会议和出国花掉公款3000余亿，公款用车3300余亿……。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在《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一书中的表述有些痛心疾首：乱收费问题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无可奈何和地方政府中较高层级对较低层级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关。
曾经的湖北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家总理朱镕基：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大，机构和官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从2002年开始，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地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希望借此彻底杜绝各级政府向农民乱收费的现象。中央改革命令一下，各地闻风而动，农民翘首以盼。
这次改革命运将会如何？清华大学有个一向头脑清醒的秦晖教授浇了盆冷水。他说，几千年来，历朝历代进行的税费改革，无论是两税法或是一条鞭法，都逃不了黄宗羲定律。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所指出的：封建税赋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
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问题积重难返，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按照这条黄宗羲定律，开始于2002年4月的这场当代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似乎注定要失败。
既然税费改革注定要失败，既然是口号农业，这改革会改成什么样子？这农民负担能减到什么程度？凡事不必太认真，聪明人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中国道理。于是，一首民谣到处传唱：吹牛皮，扯大淡，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农民们甚至负气地说：国家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2002年10月的那个中午，当听说龙湾镇的税费改革出了人命后，某潜江市领导反而倍感委屈，对上级领导汇报说：“潜江倒霉，真是太倒霉了！其实我们的税费改革一直做得很好，现在死了一个本来就很厌世的农民，把我们的成绩都埋没了。”
国情如此，省情如此，市情如此，圆睁双目的姚立法却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假税费改革增加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所透露出来的计较和认真，在某些人眼里不只是“大惊小怪”和“小题大做”，更是“胡搅蛮缠”。
事后，处理结果是：龙湾镇镇党委书记、镇长、寻湖村主任和支书四人免职。
农民反映说，假的，全是假的。不但没有人免职，还有人升职了。
原来，免职不过是一种说法。当年，龙湾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本来就要调离农村到城里任职，一个升任潜江市委某部的副部长，另一个升任潜江市某局的副局长；而寻湖村的村主任、村支书也不是免职，因为截至2002年9月，他们的任期刚刚届满。
不全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
2004年3月，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国家将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总理话音刚落没多久，各地方宣布将提前完成总理的心愿，提前取消农业税。
皇粮国税几千年了，说取消就取消？农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一切都是真的。不必交农业税了，国家还补贴农民种子和化肥钱呢。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国家一直把农民兄弟装在心坎里呢！解放近60年了，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兄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历史学家称之为“休养生息”。
一向说话大胆、言词尖刻的学者胡星斗很开心地发表演说：我为三农问题呼号，言辞比较激进，只是为了引起中央对问题的注意。现在，我发现自己快“失业”了，因为中央1号文件中阐述了我所关注的所有农村问题，而且都有到位的解决措施。
龙湾镇假税费改革事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潜江市有几百个代表全市五十多万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但是，这个庞大的代表群好像患了失语症，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税费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反而是教育选区人大代表姚立法多管闲事，挺身而出。
为了“不该管、不能管、无权管”的农民问题，姚立法唠唠叨叨，喋喋不休，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既折磨自己的身体，也折磨潜江市各级领导的神经。领导们都被他搅得心神不宁，烦躁不已。
一个农民说，那些当官的恨姚代表，恨得牙根都是疼的。他们在等机会治姚代表呢。
2002年11月，传闻中政府官员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此后，姚立法度过了他代表生涯中最黑暗的岁月。
第六章 落选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