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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举谁呢？他们想到了局里的一个姓饶的科长。据说，这个人性情耿直，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敢和领导顶撞，敢说真话，是公认的硬汉。
“你们为什么认为他适合做人大代表？”
“选一个代表出来，就是要让他为大家说话。如果他是个胆小鬼，领导说句话就把他给吓住了，还选他做什么？”
这大概是姚立法人生中第一次对人大代表有了朦胧的认识：人大代表应该敢说真话，敢为老百姓说话。
据一位教员回忆说，当年，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内定，内定的人选通常是各单位的头头和忠厚老实的先进工作者。
所谓内定，顾名思义是指不通过广大选民，几个领导自行内部就先决定了。经常性的，选举还没有进行，人大代表是谁，选民早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年代，选举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当然，“过场”要正儿八经地走，“样子”也必须做得漂亮，让人看不出破绽。《选举法》中规定，人大代表应实行差额选举。什么叫差额？如果要选五个人大代表，那么代表的正式候选人至少应该是六个，或者更多。这样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有个选择。所以，领导还会指定几个人陪选。
陪选，陪衬别人的选举。这样的人，都是领导认为可靠的、有培养前途的人。一旦确定为陪选的代表候选人，既不能闹情绪，也不能喧宾夺主，和内定的正式候选人抢风头。他的作用是确保别人能万无一失地当选。
一直以来，人大代表选举中，这样的风气由来已久。所以，在潜江，从来没有哪个选民“傻乎乎”地跳出来，自己推荐一个代表候选人去竞选人大代表。“没用的，注定失败。”聪明的选民说。
可是，年轻、少不更事的姚立法和同样少不更事的同事们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希望奇迹能出现。
他们找到饶科长，苦口婆心的劝他接受大家的提名，参与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饶科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年轻人。理由很简单：人大代表的人选，上面早就定了。如果自己跳出来竞选，等于和领导作对，以后在单位就呆不下去了。
饶科长的拒绝没有让几个年轻人灰心，他们天真地认为这是饶科长谦虚的托词。于是，他们自作主张，仍然联名推荐饶科长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重重打击了几个年轻教员的热情。饶科长三番五次的向教育局领导表态，表示自己坚决不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他甚至说，几个年轻教员和自己有工作上的矛盾，推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陷害自己。
领导当场给焦虑的饶科长吃了颗定心丸，请他放心，意味深长的笑着说组织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具体说来，领导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在“确定正式候选人”这个环节大做文章。17
事实上，几个年轻人的推荐行为只是过了第一关，那时的饶科长还只是初步候选人。要想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必须过第二关“酝酿”。
根据《选举法》规定，代表初步候选人公布后，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选民是如何酝酿、协商和讨论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具体是多少选民的意见？哪些选民支持？哪些选民反对？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所有的这一切，很不透明，选民根本无从知道。
由于酝酿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选举委员会完全可以操纵正式候选人的协商、酝酿过程，有非常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一书中，将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特有的“酝酿”现象称作是选举程序中的“黑箱操作”，属于非法操作。蔡教授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是尖锐，他说：“这样，法律成了儿戏，选举实际上已失去意义，选民成了木偶。”
酝酿的结果，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饶科长榜上无名。
被“黑箱操作”非法酝酿出局后，据说饶科长反而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饭碗总算没被几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砸掉。
由于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后果，几个年轻教员这次的冒险行动被领导们忽略不计，没有挨批。
第一次竞选人大代表
1987年，29岁的姚立法被几个年轻教员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他用自豪、新鲜、刺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推荐姚立法？一位教员回忆说：“他胆子大，敢作敢当。”据说，当年姚立法确实做了几件颇为大胆的事儿。他受教育局领导之托，对教育系统内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调查。结果好几个贪官被查处。他因此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头一次当上人大代表候选人，毫无经验的姚立法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让选民了解自己？怎样才能让更多的选民投自己一票？他只能怀着好奇的心情作壁上观，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年，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姚立法有很多人生梦想，比如，带着儿子环中国旅行，把儿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比如继续深造等等……但是，他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人大代表这一项。
当推荐姚立法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联名信交上去后，领导不高兴了。当晚，几个年轻教员被领导分别叫去谈话，要求他们撤回提名。
“领导问我，姚立法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推荐他？”一位教员回忆说。
“你怎么回答？”我问。
“我说，姚立法敢说敢做，我们愿意推荐他。先进不先进，没考虑。因为选人大代表，不是选举先进工作者。”
“你这么说，不怕得罪领导吗？”
“那时候年轻，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另一个当年的年轻教员回忆说，本来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儿。可是，领导轮番劝说，反而把年轻人潜伏在内心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叛逆心给激发出来了。
大家众志成城，坚决不撤销提名。
对于这些不服从组织安排、固执己见的年轻教员，领导很生气。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不点名地进行批评。大意是说，某些同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潜江教育局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时候，某人如果被领导批评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非常严重、严肃的政治问题。
头一年（1986年）的12月30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讲话中，邓小平毫不留情的点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这几个人的名。
几个年轻人依法推荐一个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竟然被领导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事实上，这种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和当年中国的选举气氛是合拍的。
1986年前后，选举的气氛非常活跃。不说别的地方，就说说发生在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事情。武汉大学一个研究生，张贴大字报公开批评人大代表的选举只不过是选举一些傀儡和政治上的低能儿；与此同时，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们也强烈地抗议有关方面指定了两个70多岁的老头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
针对这样一种要求真实民主的现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依法办事，不得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
据姚立法回忆，教育系统当年张榜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但是，当正式候选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就神秘的消失了。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初步候选人的名单里？又为什么从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中消失了？根本就云里雾里不清楚。
姚立法决定弄个明白。他三番五次的找领导，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这种得理不让人、不依不饶的劲儿，把领导弄得心里特烦。
再后来，姚立法私下里游说单位的同事，希望他们能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写自己的名字。
根据法律规定，选民填写选票的时候，不仅可以在代表正式候选人的名字下打勾或者打叉，如果对正式候选人都不满意，还可以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写自己满意的非正式候选人的名字。
在潜江，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竟然为自己拉选票！如此“出格”的举动，不仅领导“深感震惊”，选民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问姚立法“你能当选吗？你能拉到多少票？”；有人问“如果领导知道我们投你的票，会怎么想？”；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有什么油水？”；有人好言相劝“姚老师，这风头不是这么好出的。”；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拍拍姚立法的肩膀，说“要不，你也投我一票，看看我能不能当选。我也体会一下当官是个什么滋味。”
头一次“竞选”人大代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都十分缺乏，姚立法毫无悬念的落选。不过，他得了30多张选票，在另选他人中，他的得票是最多的。
第二次竞选人大代表
选举过后，一切一如既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人会惦记、琢磨曾经的人大代表选举。有一个人，一直惦记、琢磨着。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姚立法。
“你一直都琢磨什么呢？”
“我琢磨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大家对竞选这个事儿为什么不理解。”姚立法说。
“你琢磨它干嘛？”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猫腻、不公平，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弄不明白，我就坐立不安。”
姚立法越琢磨，越一发不可收拾。
当年，为了自己没资格上高中的事儿，15岁的姚立法左思右想想不明白，最后竟然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