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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将进行正式选举。
一切似乎都依法按照既定的程序有序进行。然而，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再次出现险情。
5月4号的下午，竹根滩镇政府将选票送至董滩村。
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某村主任候选人坚决要求退出竞选。原因是自己竞争不过，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提前撤出。这个候选人丢下一句恨话：谁他妈的再把我的名字印在选票上，谁就断子绝孙。
一个候选人的撤出，意味着所有印着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名字的选票都将作废。
选票必须重印。竹根滩镇政府的意见是，重印选票的事儿村里自己解决。
可是，怎么解决？印刷厂已经下班了，到哪里去印选票？没有选票，第二天早晨8点的选举将无法如期举行。
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火急火燎的姚立法找到潜江市民政局负责此事的科长，希望他能立刻协调并解决此事。
科长两手一摊，一脸苦笑，说：“你看都下班了，我能有什么办法？算了吧，老姚，你我都尽力了，没人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说完，他塞给姚一本村民自治方面的宣传材料，上面印有选票的样式，然后转身走人。
选票的事儿，镇里撂挑子，市民政局不管，现任董滩村干部冷眼旁观，村民们束手无策……
4号，潜江市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间歇过。
一身湿漉漉的姚立法回到家，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设计选票。可是，一千多张选票！打字、排版、印刷怕是真来不及了。
如果5号早晨8点，因为没有选票而无法进行选举，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儿。之前，已经有村民发牢骚说，这次再选不成，非要砸烂那个王八蛋镇政府不可。
必须先稳住村民的情绪，姚立法琢磨着。
雨下个不停。
董滩村至今没有一户人家安装电话，一直热心帮助董滩村民的严老师家也没有电话。只能跑一趟了。
晚上十一点，他披上雨衣，推开家门，走进了噼里啪啦的大雨里，朝严老师所住的乡间走去。雨实在太大了，还夹杂着隐隐的雷声和闪电。泥泞不堪的田埂，早已经烂得象稀粥一样，踩一脚下去没了脚脖子。
乡间的路是没有路灯的，姚立法凭借微弱的手电光，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严老师家。叮嘱严一定要在5号早上8点前赶到董滩村，稳定村民们的情绪。
雨一夜没停，姚立法也一夜没睡。
家里没有电脑，凌晨3点多，姚敲开了打字人的店门，打出选票的票样；5点钟，姚敲开印刷厂负责人的家门，求爷爷告奶奶，负责人总算答应召集工人替他印刷所有的选票；早晨7点多，姚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董滩村；8点，村民们欣喜地看见姚立法出现在了选举的会场。
一夜没睡，又在雨里来回奔波，痔疮一直没好过。姚立法看上去很憔悴，也很疲惫。
村民说，那天的姚代表，脸又黑又瘦，眼睛熬夜熬得通红，嗓子也是哑的。
选举的会场安排在村小学的操场上，会场很是热闹。有村民主动地站在操场的入口处，将成群企图进入会场“破坏”的鸡鸭鹅挡在了外面。
市里、镇里都来人了，几辆警车停在会场的周围。全村男女老少，也都早早的来到这里，等待着神圣一刻的到来。
几千年了，董滩村的老百姓是第一次自己做主，选举村官！村民说“我们真的是翻身作了主人了。”
5号的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一个八十岁的老大爷，家里没有雨伞，把最厚实的棉袄穿在身上。说是这厚棉袄能挡寒、挡雨。淋湿了棉袄可以在太阳下晒晒，误了选举可是大事儿。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说自己实在太高兴了，给众乡亲邻居唱首歌热闹热闹吧。她唱了一首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歌，赢得了村民们的热烈掌声。
8点20分左右，选举正式开始。
尽管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了村里老干部故意断电致使扩音器不响和抢选票、砸票箱、老干部儿媳妇现场撒泼骂街的事儿，但是都得到了及时的制止。
一直不屈不挠的“老上访户”曾详均当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在有效票933票中，他得了795票，逾8成半的村民把支持的一票投给了他。老干部们则全部落选。
当选举结果宣布的时候，董滩村长久的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
新当选的村干部激动地发表当选感言：感谢姚代表，感谢各级领导。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董滩村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公正的选举。
关于这次选举，竹根滩镇政府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总结报告，但其中，只字未提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镇董滩村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在市人大法工委赵主任和市民政局王局长、戴科长等领导的亲临指导下，成立了以党委副书记郭杰同志牵头、镇政府副镇长田龙同志具体负责，有组织、信访、劳动人事、民政、公安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村委选举工作指导组，从4月6日开始进驻董滩村，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有序进行操作，于5月5日正式选举成功。
经过艰难的抗争，董滩村终于如愿选出了自己满意的村官。
两个月后，村民对前来采访的某南方媒体记者说：最大的变化是去年的这时，夏征已经开始了，村里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但是今年就安静祥和多了。姚立法则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董滩经验”：
一、农村是迫切需要民主的。因为民主对于农民来说不是玄妙的理论，而是争取切身利益的手段。借口农民“素质低”，不肯将村民自治的权力实实在在的赋予他们，是错误和荒谬的。
二、民主的细节比民主的口号更重要。村委会直选、村民自治的宣传不能流于形式。应当让村民们掌握选举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操作方法，是选举利器牢牢的掌握在村民的手中。
三、对村民自治，外界有必要引导，但是不能包办。农村里有很多优秀的、有能力的村民，能够领导大家实现村民自治。应当鼓励、发动广大村民自己去实现村民自治的理想。
四、农民通过推选候选人、填写选票的行为，逐步学会了少数服从多数、有事共同商量的办事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选村干部是克服愚昧无知、进行民主训练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实现自治后的村民，把一个村的事情管理好了，逐步就会管理好一个镇、一个县的事情，直到学会管理好一个市、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这将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意义深远的一件事情。
此后，很多董滩村民成了姚立法家的常客。如果进城了，就像走亲戚一样，村民们总也忘不了去姚代表家坐坐，带些时鲜的蔬菜给姚代表尝尝，还经常留在姚家吃顿饭、喝点小酒。
不仅与城里的教师、下岗工人和小商小贩们交朋友，姚立法也赢得了这些乡下农民坚定不移的友谊。
多年后，当已经离开人大代表岗位的姚立法陪同我前往董滩村采访的时候，村民老大远就打招呼“姚代表，来了？”
我说：“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你们还这么称呼？”村民回答说：“习惯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人大代表。”
“一个好的人大代表。”旁边一个村民大声说。
《南风窗》冲击波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姚立法大胆直言，默默行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出名，出大名。
2001年7月1日，《南风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隆重推出记者陈初越采写的长篇报道《为人民呐喊——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参政传奇》，全景式展现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为董滩村农民、穷苦百姓和选民的利益奔走呼号、不畏权贵的参政故事。
《南风窗》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政经类杂志之一，在杂志每一页的左上方，都醒目的标着这样一行字“一份有责任感的杂志”。
在这期杂志上，同时刊发的报道还有《沈阳腐败窝案浮出水面》，说的是震惊中国的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的腐败问题；《神化的王志东和坚硬的新浪》，报道轰动IT界的CEO王志东从新浪出局的重大新闻事件；《港人西进》，探讨香港企业界到中国西部发展业务，政府能否为履行合约提供法律保障的问题。
这三篇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在当年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几乎占据了中国大多数政经类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但是，《南风窗》却将最重要的版面留给了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一个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来自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在两万多字的报道篇幅后，《南风窗》还刊发了激情澎湃的记者手记《关于政治家的期待》。
记者以前从未见识过象姚立法这样一位“狂热”的人民代表。
某些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只是在“握手、拍手、举手”，而且只是“会议上的代表”。但姚立法当选两年多来，却是在不断地视察、不断地调查、不断地建议。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脚，他的口，他的笔和他的心。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关于某种仪式、某种礼节，而是关于广大的生活的真实。所以他发现了这么多缺陷和苦恼，触及了这么多的伤疤和疼痛。
这个雷厉风行、言辞犀利的人，不间歇地穿梭在潜江的学校、政府、街区、乡村。他的身影和言论不免使一些官员感到不适与害怕。他是在努力，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一切权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他是记者见到的唯一一个每年定期向每位选民亲自交上文字述职报告的人大代表。作为向选民汇报的日常方式，他还在居住的潜江电大院内的告示栏上，将他的各种调查、建议案和政府的相关回复进行公布——这些告示经常被人授意撕掉，他就索性自己准备了一个大牌子张贴，然后在选区内巡回展示。他这种近乎“原始”的宣传方式却赢得了选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