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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十二·孝武帝》载，李少君“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乃荐其人于武帝，李少君因而被请入宫中，并进言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李少君并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为此，武帝“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济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按此则武帝所祭拜者为灶神，而李少君也未出海，最后死于宫中，并非没有回国。。
这些在早期的远洋航行中所使用的航海船筏或者船舶，到底是哪一种，现在已不清楚。汉武帝在征服夷人将其纳入版图的战役中，曾经使用楼船载运士兵，人们相信这种船跟公元前1000年前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有壳船相类似。这种楼船两侧各有成双的划桨手以及专为弓箭手设计的甲板。据说，有些楼船高100英尺，上面插满了旗帜。汉代的水上作战需要2万至3万人和几千艘船，包括为了士兵和战马设计的战斗平台——桥船。汉代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定期航线，并由船队支援重要的军事行动，将高丽屈服在中国的权威之下。关于汉代的船，参见Needham，Sciencd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3，页444—448。
在1世纪，中国对于太平洋的风向与潮流已经具有一些知识，不过他们认为中国被四海所环绕，这些海水流入一个大旋涡或深渊之中，因此没有航行者能够生还。天文学家张衡译注：张衡（78—139）为东汉有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曾三次出任太史令，驰骋于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领域，发展出浑天说，研究天文、历算，制作浑天仪、候风地动仪、指南车。在浑天说中，他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相信地球浮在一个空间上，如同蛋黄浮在蛋的蛋白上一样，因此，即使在这么早的年代，他就已经了解地球是圆的。关于地球像鸡蛋里的蛋黄的说法，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Ⅲ，217。
那么，为了寻找长生不死药的方士和数以千计的童男童女，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呢？一种说法是这个探险队登陆日本，而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事实上就是徐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些方士成功地穿越太平洋，在玛雅文化（Mayan）刚兴起时，登陆了中美洲，而且对当地的文明可能有一些看得出来但不太大的影响。关于亚洲对玛雅文化可能的影响，参见Needham，TransPacificEchoes，6，32—33。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汉字和方形的马雅象形文字之间有许多类似点；另一方面，中国跟马雅的历法，在其复杂而周期不相连续的日期和周年的推算方式上，有着非常惊人的类似性。
不管这些汉朝的航海人在基督纪元之初有什么样的结局，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中国也不能就这样被认定是一个对海洋没有兴趣的陆上势力。而且，虽然夷人在汉代已经被中华帝国所合并，但中国造船的传统仍然主要操控在分布于沿海如广东、福建、浙江各省的夷人子孙手上。这些省份的百姓，大多是帝国后来的造船工人和水手，而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对外国人和外来的影响始终采取着开放的态度。
第一部分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1）
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他称之为“中国”、“诸夏”，或简单地称做“天下”。就他所知，在帝国的疆域之外，只有蛮荒、毫无礼法的蛮夷之邦。这些经常出自草原与西方的荒漠的劫掠牧人，是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他们带来的是破坏与绝望。而往东方去，横越无尽的海洋，只有愚蠢统治者的幻想与美梦。
有一回，自觉在华北的家乡山东不受赏识，孔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个门生问：“陋，如之何？”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见James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1970，I，页107．译注：见《论语》，第九，《子罕篇》。然而，孔子除了这次自许的话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游会妨碍重要的家庭责任，并且认为商业在先天上是卑贱的，接触外国人或淫巧的东西，所得无几。他在《论语》中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见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Ⅳ：19，页171．译注：见《论语》，第四，《里仁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Legge，TheChineseClassics，Analects，Ⅳ：16，页170．译注：见《论语》，第四，《里仁篇》。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随着汉朝的兴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上流阶层的道德规范及帝国官僚体系的基础。首次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的汉朝译注：作者所述有误，按秦朝已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并设了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来加强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抑制强大的贵族。孔子不但提出古代商朝的观念——皇帝是天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说：真正的统治者可以将社会“齐之以德”。汉朝的皇帝正式设立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这位伟大哲人的影响，政府旋即赋予出仕与业农为良民的崇高职业，而商业跟货品交易相对地则被归为剥削及腐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后面，政府并以禁奢令限制他们穿着高级的丝织品。
在3世纪汉朝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中国北方的商业即使存在的话，也相当有限。当时中国人对于境外的人与地所拥有的一丝好奇心，都因为生存竞争而被遏止了。尔后的400年间，汉朝所分裂出来的国家，彼此之间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最后在7世纪初，李氏势力的兴起，取代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军队接着攻打位于蒙古的东突厥和据有中国东北南部、高丽的王国（译按：指渤海、高句丽）。胜利者又转而向西，征服了现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国境内，有大量的“蛮夷”：突厥人、回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员也有突厥人的血统。中国人虽然无法阻挡这些不同的民族所带来的魅力，但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因为儒者对外人的疑虑而趋于缓和。这两种心情彼此交战，就像海洋上多变的浪潮，变换毫无预警。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唐朝长安的宫廷上，仿效异族与排斥胡风、竭财招待与极端迫害，同时并存。
长安虽然在汉朝灭亡之后，数度因势力交战而遭到蹂躏，但在7世纪的当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于华北黄河中段的关中平原中心，方圆30平方英里，拥有百万纳税人口的巨大都会。环绕在内城和精心设计的皇宫大院之外的，是一个分为106坊、数百间寺院、两个大市场的外城。东市贩卖来自唐帝国境内的货品；西市交易的货物，则是来自印度、波斯、东南亚及更远的地方，甚至从遥远的非洲海岸来的异国商品。靠近东、西市的城市边缘，有许多酒馆，琥珀色的高脚杯装着葡萄酒，金发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钱的熟客耳语献媚。
沿着西市场狭窄曲折的街道，人们可以嗅到来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将檀木捣碎制成膏药，可以用来解热及治疗肠胃病；这里也有芦荟制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气清新的丁香。来自索马利亚（即索马里）的乳香，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和没药一样，用于治疗为流产所苦的妇人。这里也有化妆用途的波斯枣和香水用途的番红花粉，以及来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开心果仁。还有沿街叫卖，号称可治疗胃病、来自缅甸的黑胡椒，和产自吐蕃用以消炎镇痛的浓芥末。有时候会见到稀有的高贵香料——龙涎香，中国人相信那是“龙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物，都可以在长安的西市出价买到。关于唐代的舶来品，参见EdwardH．Schafer，TheGoldenPeachesofSamarkan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63；“IronianmerchantsinT’angdynastytales”，SemiticandOrientialStudiesPresentedtoWilliamPoper，UniversityofCaliforniaPublicationsinSemiticPhilology，Ⅺ，1951，页403—442。那些令人惊奇的东西，中国人用丝绸和瓷器来交换。这些美丽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坚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灿烂阳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觊觎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为瓷器可作为装饰品外，阿拉伯人还相信（虽然是错的）这些瓷器能显示毒素。就像丝绸在1世纪推动了陆上的商路，瓷器同样地也成为7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原动力。
瓷器之路从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约6000英里。借由季节性的季风的帮助，航程需要几个月。虽然中国的皇帝在7世纪遣使至高丽、越南和印度，但当时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达了波斯湾。波斯商人长期以来就是陆上丝绸贸易的主要中介者，在当时也成了海上的商人，并控制了瓷器之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两种，一种是据说长200英尺以上可容纳600人的细长锡兰船，另一种是不用钉子，而将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