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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4）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关于明代的土地丈量单位，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ⅩⅩⅩ，一顷百亩，一亩等于0。14英亩。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译注：依据学者的研究，明代田土总数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实际负担田赋的“额田”或“赋田”系统，而另一系统则是将“额田”之外的荒芜但可开垦的土地计算在内的数字。《诸司职掌》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田850万余顷这个数字，即属于后者这个系统，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所载的387万余顷（属于“赋田”），是不同计量单位所得出的不同数字。在整个明代，这种“赋田”数字，是持续增加的：年代〖公元〖田亩数〖资料来源〖洪武十四年〖1381〖3367715顷〖《明太祖实录》〖BH洪武二十四年〖1391〖3874746顷〖《明太祖实录》〖BH弘治十五年〖1502〖4200000顷〖《正德大明会典》、《南京户部志》〖BH嘉靖二十一年〖1542〖4360562顷〖《南京户部志》〖BH万历六年〖1578〖5106127顷〖藤井宏修正数字〖BH万历三十年〖1602〖11618949顷〖《明神宗实录》相关讨论，参见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102—103。因此，中国的税赋基准，应该不是作者所言的减少，而是增加。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译注：俺答统一东西蒙古，乃得自其祖父之遗惠，并非俺答独立完成。事实上，这次蒙古统一的奠基者，是其祖父巴图蒙克（生卒年为公元1464至1524年）。15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瓦剌部在也先的领导下，控制了蒙古草原，并将势力伸展到漠南的成吉思汗后裔部落。也先在1454年僭称可汗，次年为部属推翻并被害，蒙古又陷入互相攻杀的混战之中。
1487年，巴图蒙克继其父被立为大汗，开始向瓦刺部的霸权挑战。至他在1524年逝世时，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蒙古人已纳入其麾下，而且攻占了鄂尔多斯高原（即河套）。其后，其孙子究弼理克（明人称之为吉囊，生卒年为1505至1542年）及俺答（生卒年为1507至1582年），对明朝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关于此方面的讨论，可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chapter8。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译注：明朝的灭亡系因流寇李自成打下北京，并非满洲人成功地征服明朝的结果。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译注：有关此事的谈话，时间在宣德元年，而非宣德三年。见《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丙寅”条。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此一资料来源，遍寻不得，径以字意翻译。查阅《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黄骥并未谈及任何有关宝船之事。）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译注：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庚戌”条。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5”F（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译注：这一资料见于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年），卷一，“宝船厂”条，但文意与作者所说的相差甚多。据顾起元记此事云：“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怪谲，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蛋之奇，而《星槎胜览》记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记。惜哉！”（见页三一）画线这段文字并非刘大夏的想法，而是顾起元本人的感慨：认为这份东西被烧毁，使后人无法得知有关下西洋的概况，极其可惜。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译注：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的记载，报告航海水程已不见的，是兵部的书吏，而不是刘大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的原文为：“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见页三○七）据施子愉的研究，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此段记载，乃抄自万表的《灼艾余集》（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卷下。而万表此段文字，又录自张NB15E《郊外农谈》。参见施子愉，《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与舆论》，《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页146—149。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关于郑和航海日志的丧失，参见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95—398，引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苏万祥，《郑和下西洋档案为刘大夏烧毁说质疑》，《郑和研究》，第十一期（1990年11月），页39—43。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