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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而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火化钱财以退残筵。奉请来则奉香供请，去则辞神拜送。稽首皈依，伏惟珍重！（见不着撰人，《顺风相送》1430年，收于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页23—24。）
第二部分第五章 目的地：古里（2）
由这些海员的祷辞，不免令人追忆起汉代伟大的诸位堪舆大师，自1世纪以来，他们为建筑物择定风水位址时，即曾使用有一种铜占盘。堪舆师为皇陵一类重要建筑选址时，通常要研究地相及水向，俾使择定的地点不致与地气、水气相冲。他们那个神奇的罗盘上，附有一根磁杓或磁针，在光滑的盘面上能自行调整南北方向。千年之后，舟师将磁针带上了他们的船只，作为天候不佳、妨碍他们观看天相时的指引。由于摇晃的船上无法获得水平，因此舟师将磁针放在盛水的小石盆里。有了浮水罗盘，舵师就可以在远程航行中维持方向，“指南针”去除了星夜无光的黑夜所带来的恐惧。（关于罗盘，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3，563，576．）坚信神明的法力与派遣他们出使这次任务的天子的神力，舟师们将自己的生命托庇于神明之手。从南京驶向靠近长江口的刘家港，船队沿着长江缓缓地顺流而下。在元代，刘家港本是一个贫穷的产稻村落，如今则已经是一个“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了。在这里，郑和另行祭拜了天妃，同时为此次海上远航的舰只进行编组。虽然宝船的船队可以轻易地从刘家港驶入东海，然而由于地形上缺乏明显的地标，在返航时，舵师总是很难确定刘家港的入口。永乐十年（1412），在第四次远航之前，郑和在刘家港监造了一座假山，高33英尺，周围1平方英里，命名“宝山”，做为宝船进入长江的辅弼指标。（译注：按宝山并非郑和所筑，亦非为了宝船而特别建造，而系平江伯陈ND043因海运之粮船航行不便，请求建造的，竣工后成祖赐名“宝山”，并御制宝山碑文以记之。参见《古代刘家港资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215—219。）在宝山山脚下，成祖竖立了一块碑，碑文说“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正表明了这座假山有助于海上的船只。然而，18世纪中叶时，由于长江江口的伸展，刘家港的重要性便为东边更远的上海所取代了。从刘家港，船队沿着中国的沿海南下，航行了400英里，即抵达福建沿海闽江口南岸的福州。在3世纪时，福州这个港口曾是吴国主要的造船地点，因此地名以带“吴”字的字首而为人所熟悉（译按：福州附近有吴航镇）。郑和将其易名为“太平港”，在此停留了数个月，等待12月底或1月初的东北季风顺帆带着船队穿越南中国海。船只也在当地优异的船工协助下做最后的整补，并将预备的粮食运上船。在这港口南方的一座山上，三座塔连成一线，在那里，郑和与其随行人员在此祭拜了释迦牟尼与天妃；而其中的一座叫三峰塔的塔，被郑和作为船队的信号塔。从塔顶，可以鸟瞰整个港口，直抵发奋山，以及闽江中的小岛。当船队出现在海上时，他们就会以火把或有颜色的旗帜打出信号。（关于刘家港与太平港的资料，系1990年5月访谈福建当地官员时所得。）当从东北方向来的风开始吹起并逐渐增强时，宝船的船队离开了安全的闽江，并航过露出海上的礁岩、有名的五虎山。接着，船队以南南西的方向驶过台湾海峡，穿越南中国海，小心地避开了南中国海上的暗礁与岛屿，到达了现在越南南部的占城。日后数次远航的航程中，就有一些宝船在暴风雨中消失于南中国海。海上航行，舵手多依浮水南针（译按：即水罗盘）导航，至于度量时间，则靠燃香渐次焚化为据。所谓的水罗盘，中央有凹槽，注以“阳水”——船只迎风一侧取来的水。状似鱼身的磁针，则轻置于阳水水面，俾能缓缓趋就于南北纵走方位。在船上，一昼夜被区隔为十“更”，每更2小时24分钟。良好天候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一更20英里，约是每小时八节的航速。航速的测量，是以派人在船首丢物体入海而度量人员则与船外的物体同步行至船尾的方法来加以测量，且口中唱数，看船只通过该物需要多久的时间。（关于“阳水”，见《顺风相送》，页二五。）
舵师用一种叫“牵星板”的简便占板，测知北极星（Polaris）或南十字星（SouthernCross）星体距地平线的海拔高度，以确定纬度。这种占星板，在宝船船队远航时，首次使用。牵星板由十二片方形木片组成；舵师依海平面调整牵星板，再用本身手臂的长度估计星体的位置，这有点像西方航海者所使用的带有细绳和一块板子的曲尺。而在宝船远航之前及之后，中国舵师所使用的，是一种垂直的直尺，叫“量天尺”。牵星板仿自阿拉伯的制度，度数亦概略地以“指”来计算。（关于“牵星板”，参见孙光圻、陈英，《试论郑和牵星术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郑和研究》，第14期（1992年5月），页21—26。）
郑和的舟师也有规律地查阅21英尺长的航海图，随着船舰在航程中的前进，地图被一部分一部分地翻展开来。这幅航海图是航海指标的概略图，这些指标是依据罗盘的针位和更的长短，所描绘出的重要地标和地理特征，如山峰、河口、桥梁、沙滩、滨海陆地、退潮时暴露出的礁石，以及航道的水深。简单的图示，也标志了NB327望台、寺塔、军营、厂栈、森林，以及船只可以安稳航行的浅水地带的位置。
为了提供频繁的长程航线使用之便，所以在航海图中添加了星象图，它能显示处于整个航程间的一连串星座的位置。中国人创造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天上星宿体系，所以他们航海依赖的不叫南十字架星座、人马星座、圆规星座或竖琴星座，而是灯笼骨星、南天门双星，以及在天空东北方升起的织女星。（关于郑和航海图，见《武备志》。）在船只逐渐接近占城的海岸时，水深探测器绑着铅条和线索，从海底捞取样本，以协助舟师依据沉淀物的类型辨识其距离海岸的距离，并且研判如何使自己的船能直直地进入港内。至于郑和的登陆地点，很可能即是在现今越南的归仁（QuiNhon）附近。占城原是由一些松散的社群组合成的松散联盟，紧邻河谷平原，惯于以武力突击式的劫掠及出售战俘为奴的高利为生。故而与坐落在现在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左边的高棉王国，以及暹罗人正在建设中的暹罗王国（泰国的旧称）等，不时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安南入侵占城，占领了占城的北部地方。占城国的占城港，实是奴隶贸易的渊薮，也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危险港口。（关于占城，参见KennethR。Hall，MaritimeTradeandStateDevelopmentinEarlySoutheastAsi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1985，192。）
中国人对占城感兴趣的是乌木、降真香木、罕见的观音竹，以及异常稀有的伽蓝木，当地人利用后者制成价格昂贵的伽蓝香。郑和认为伽蓝木只产于此地的某座山中，为世间所仅有，他深信需以等量的银两始可换得该物。占城人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明朝的青花瓷器与丝织品。而让人垂涎的伽蓝香，与犀牛角、象牙和其他物产，则献给了中国的使臣，作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在占城贸易的货品，见Yingyaishenglan，81．译注：见马欢，《瀛涯胜览》（上海：商务印书馆，冯承钧校注本，1935年），“占城国”条，页三、六。）宝船船队自此继续航行，向南前往爪哇的满者伯夷（Majapahit）（译注：满者伯夷王朝，兴于公元1293年，为14世纪南海之一强国，其都城麻喏巴歇（Majapahit）在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门答腊岛之惹班（Modjokerto），于15世纪末为伊斯兰教徒所毁。），以及位于苏门答腊北海岸的三个小邦：苏门答剌（Semudra）（译注：苏门答剌，亦作须文达那，均为梵文名Semudra之译音，在我国典籍中仅指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古国，或专指其港口（位于今洛克司马威［Lhokseumawe］一带），明中叶以后才逐渐成为对全岛的称呼。）、黎代国（Deli）（译注：遍查相关资料，苏门答腊仅有英文Lide之黎代国，作者文中之Deli，不知是否笔误。黎代国的位置，应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以东的苗流株（Meureudu）一带。）、哑齐（Atjeh）（译注：哑齐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Atjeh）一带。）。有趣的是，郑和曾经右转经过了苏门答腊东北部最重要的城市旧港。这可能是一个计划性的监视行动。郑和曾耳闻旧港的动乱：来自广东的中国海盗陈祖义，占据了这个城市，而且现在正到处劫掠经过狭窄的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因此，对郑和而言，此次初访苏门答腊，可能带有一个侦察的任务，也就是要考察这帮海盗的实力。旧港的船家一向有好勇斗狠、娴于水战的名号。尽管中国的水师装备有海战中可占尽优势的撞杆，而这些马来人仍然试图以成群的武装士兵的力量登上战船。陈祖义的劫掠集团所吸收的当地武士到底有多少？显然地，郑和应该对这些海盗采取一些行动的，但他判定当时并非良机。
旧港的不幸，中国必须负部分的责任。早期，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量甚大，多集中于香料，而旧港即坐落于马六甲海峡入口处，乃成为香料贸易的转运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旧港大君在写给宋真宗的信上，即自称是“海陆之主”。然而14世纪时，爪哇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暹罗人也将其势力伸展到马来半岛。朱元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