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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ul）则是混合了哲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研究。其他一些诸如生物论文的作品，则是自然历史中主要的科学著作。
虽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康德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很大，但是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说方法。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的作品是精致的艺术。他的书中会先谈到主要问题，然后有条不紊地从方方面面完整地讨论主题，最后，或是顺便再讨论一些特殊的问题。也许，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清楚明白，立足于他们处理一个主题的秩序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哲学论述的开头、发展与结尾。同时，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他提出观点与反对立场。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论文的形式与对话的形式差不多。但是在康德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都不再有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不再像柏拉图是由立场与观点的冲突来表达论说，而是由哲学家直接叙述自己的观点。
（3）面对异议：中世纪发展的哲学风格，以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为极致，兼有前述两者的风貌。我们说过，哲学中不断提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柏拉图提出的；我们应该也谈到，苏格拉底在对话过程中问的是那种小孩子才会问的简单又深刻的向题。而亚里士多德，我们也说过，他会指出其他哲学家的不同意见，并作出回应。
阿奎那的风格，结合了提出问题与面对异议的两种形态。《神学大全》分成几个部分：论文、问题与决议。所有文章的形式都相同。先是提出问题，然后是呈现对立面（错误）的回答，然后演绎一些支持这个错误回答的论述，然后先以权威性的经文（通常摘自《圣经》）来反驳这些论述，最后，阿奎那提出自己的回答或解决方案。开头一句话一定是：“我回答如下”，陈述他自己的观点之后，针对每一个错误回答的论述作出回应。
对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来说，这样整齐有序的形式是十分吸引人的。但这并不是托马斯式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在阿奎那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能明确指陈各种冲突，将不同的观点都说明出来，然后再面对所有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从对立与冲突中，让真理逐渐浮现，这是中世纪非常盛行的想法。在阿奎那的时代，哲学家接受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是因为他们随时要准备当众，或在公开的论争中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这些场合通常群聚着学生和其他利害相关的人。中世纪的文化多半以口述方式流传，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书籍很少，又很难获得。一个主张要被接受，被当作是真理，就要能接受公开讨论的测试。哲学家不再是孤独的思考者，而是要在智力的市场上（苏格拉底可能会这么说），接受对手的挑战。因此，《神学大全》中便渗透了这种辩论与讨论的精神。
（4）哲学系统化：在17世纪，第四种哲学论说形式又发展出来了。这是两位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所发展出来的。他们着迷于数学如何组织出一个人对自然的知识，因此他们想用类似数学组织的方式，将哲学本身整理出来。
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某些观点可能是错的，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哲学家。基本上，他尝试要做的是为哲学披上数学的外衣—给哲学一些确定的架构组织，就像二千年前，欧几里得为几何学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笛卡尔并不算完全成功，但是他主张思想要清楚又独立，对照着当时混乱的知识氛围，其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不言自明的。他也写一些多少有点传统风格的哲学论文，其中包括一些他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斯宾诺莎将这样的概念发展到更深的层次。他的《伦理学》（Ethics）是用严格的数学方式来表现的，其中有命题、证明、系理、引理、旁注等等。然而，关于形上学或伦理道德的问题，用数学的方法来解析不能让人十分满意，数学的方法还是比较适合几何或其他的数学问题，而不适合用在哲学问题上。当你阅读斯宾诺莎的时候，可以像你在阅读牛顿的时候那样略过很多地方，在阅读康德或亚里士多德时，你什么也不能略过，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直连续下来的。读柏拉图时也不能省略，你漏掉一点就像看一幕戏或读一首诗时，错过了其中一部分，这样整个作品就不完整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遣字用句并没有绝对的规则。问题是，像斯宾诺莎这样用数学的方法来写哲学的作品，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像伽利略一样，用对话的形式来写科学作品，是否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科学作品？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与他们想要沟通的对象作沟通，看起来，这很可能在于他们所选择的沟通形式。
（5）格言形式：还有另一种哲学论说形式值得一提，只不过没有前面四种那么重要。这就是格言的形式，是由尼采在他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所采用的，一些现代的法国哲学家也运用这样的方式。上个世纪这样的风格之所以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西方的读者对东方的哲学作品特别感兴趣，而那些作品就多是用格言的形式写作的。这样的形式可能也来自帕斯卡尔的《沉思录》（Pensees）。当然，帕斯卡尔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就以这样简短如谜的句子面世，但是在他想要以文章形式写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用格言的形式来解说哲学，最大的好处在于有启发性。这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就像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还有言外之意，他必须自己运用思考来理解—他要能够自己找出各种陈述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论辩的立足点。同样地，这样的形式也有很大的缺点，因为这样的形式完全没法论说。作者就像个撞了就跑的司机，他碰触到一个主题，谈到有关的真理与洞见，然后就跑到另一个主题上，却并没有为自己所说的话作适当的辩解。因此，格言的形式对喜欢诗词的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却是很头痛的，因为他们希望能跟随着作者的思想，对他作出评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其他重要的哲学形式了。（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并不是特例，这本书原是以韵文写作，但是风格发展下去，跟其他的哲学论文又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一般都是翻译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作品都不出这五种写作形式，当然，有时哲学家会尝试一种以上的写作方式。不论过去或现在，哲学论文或散文都可能是最普遍的形式，从最高超最困难的作品，像康德的书，到最普遍的哲学论文都包括在其中。对话形式是出了名的难写，而几何形式是既难读又难写。格言形式对哲学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满意的。而托马斯形式则是现代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也是现代读者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只是很可惜这样的方式却有很多的好处。
※ 阅读哲学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读者应该很清楚在阅读任何哲学作品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现问题，或是找到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详细说明出来了，也可能隐藏在其中。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试着找出来。
作者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完全受他的中心思想与原则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作者可能也会说明出来，但不一定每本书都如此。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巴兹尔·威利的话，要找出作者隐藏起来、并未言明的假设，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重要的—事情。这适用于每一种作品。运用在哲学书上尤其有力。
伟大的哲学作品不至于不诚实地隐藏起他们的假设，或是提出含混不清的定义或假定。一位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比其他的作者解说得更淋漓尽致。此外，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作品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中心思想与原则。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他是否清楚地写在你读的那本书里。但是他也可能不这么做，保留起来在下一本书里再说明白。也可能他永远都不会明讲，但是在每本书里都有点到。
这样的中心思想的原则，很难举例说明。我们所举出的例子可能会引起哲学家的抗议，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能为自己的选择作辩解。然而，我们可以指出柏拉图一个中心思想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有关哲学主题的对话，可能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中，几乎看不到他明讲这种观点—只有《自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讲过没有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以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提到过。重点是，柏拉图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到这样的观点，虽然使用的字数不多。譬如在《诡辩篇》（Protagoras）中，诡辩者罗普罗泰格拉斯不愿意继续跟苏格拉底谈话时，旁边的听众就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另一个例子是在《理想国》第一卷，克法洛斯刚好有事要办，便离去了。虽然并没有详尽的说明，但柏拉图想要说的似乎是：一个人不论是为了任何理由而拒绝参与追求真理，都是人性最深沉的背叛。但是，就像我们强调过的，一般人并不会把这一点当作柏拉图的一个“观念”，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从没有明白地讨论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在他所有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他在《工具论》（Organon）中详细说明的逻辑基本原则，在《物理学》中却是他的假设。其次，由于部分原因归之于这些论文都是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中心思想的原则也就没法到处都很清楚地说明出来。《伦理学》谈到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