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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投向远方，思绪陷入回忆当中。
他说自己一直不敢看武侠小说，但已搜集齐整，留待退休之后再看。他说怕自己现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采访间隙，他还说起香山家中的地图收藏，如数家珍，只可惜我们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杨浪自己所说：“回顾我的经历，我算是阅尽沧桑。在我这一茬的报人里，我是几起几落。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在我这一代人看，是历历在目，每个重要的事情我几乎都是直接经过的，不能说我起了多么重大或是关键作用，但绝对是在风口浪尖上的。”
虽然，杨浪说传媒是很青春的职业，自己愿意做一些像丁旺一样扶植后辈的工作，承上启下是他们这一辈人的职责。但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媒体沉浮历练，正值壮年的理想主义者，又如何能归隐山林呢。相信他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第三部分第50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1）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访《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
文/常云王春华
采访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一直从事新闻事业，是你年轻时期盼已久的梦想，还是命运安排中的一个偶然？
杨大明：回想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小学期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文革”前我曾就读于北京小学，是寄宿制。当时的教育是很规范、严谨的，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为我今天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个时期。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二中学习。那也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1977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插队，幸好得知即将恢复高考，在老师的建议下，我留在了北京。那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二百七十分，不满意。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随着197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人大就成为我的母校，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走上新闻事业之路的起点。
采访者：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你还会选择新闻专业吗？
杨大明：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人民大学及其新闻系都刚恢复，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古代汉语，好像也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读。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习方法很保守，还停留在上课认真记笔记的水平。所以回想大学四年，真没觉得获得太多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影响我的，还是培养了一种职业新闻人的责任感，对社会、对报道的内容要保持一种客观、严谨的心态。
尽管如此，我今天认为做新闻最好还是要学过新闻的，这涉及到一种职业感觉、一种职业态度。比如在记者的眼里，国家领导人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不过在观察他们、判断他们的新闻价值的时候会有不同。诸如对新闻的判断力，是要通过艰苦、系统的学习实践打下基础的。
我总觉得，记者这一职业，既要“目中无人”，又应“满眼风云”，这也许就是这种职业的魅力所在。
采访者：你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工作。在这几个阶段，你认为哪个时期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最重要？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杨大明：应当说，至今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我自身发展都很重要。
1982年秋天从人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部工业组做记者，跑过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二年被调到编辑组，开始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点上班的生活。这六年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在于，熟悉了作为一种“喉舌功能”的综合新闻的报道特点，包括对时政、经济、政法、科教甚至农村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除此之外，最大收获是磨炼了吃苦精神。1987年，我担任了编辑组长，直至1989年离开。
事实上，由于不满足于电台编辑那种“重复性”的劳动，从1986年我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并为自己的转向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去做报纸，而且最好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政府大报”。1989年得知有人正在筹办一份“真正按照新闻规律生存”的报纸，我便决定投身其中。8月，我加入了正在筹办中的《中华工商时报》。
当时聚集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大多是不安于寂寞者，希望在中国的新闻领域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初到工商时报，我觉得自己不了解版面，选择了去信息部做经济信息，手下只有一个学古典戏剧的研究生，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那正是我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开始。
在至今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如果说哪个人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应该是工商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丁望，因为正是他带着我们一帮年轻人闯过最艰苦的创业时期。
1994年工商时报社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第二年，我担任副总编辑。这时，我却渐渐发现，这份报纸能够带给我的想像力已经有限，我每天做的事情好像再次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在朋友的邀请下，1995年3月我告假去了深圳，一起创办了《投资导报》旗下的《财源》周刊，并负责日常采编业务。四个月后，由于报纸投资方面的问题，我带着未能实现“创办中国第一份外资报纸”的遗憾，回到北京。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采访者：你参与过《中华工商时报》和《财经》两个重要媒体的创业，而且这两个媒体的诞生，在当代中国报刊发展中都有某种创新性的意义。看起来，你每一次转向都决定得很坚决。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犹豫过，退却过？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比较简单，过于乐观，认为有资本运作的经验和基础，有《财经》杂志成功的先例，在两三年之内再办一张财经类日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过分的自信，至少导致了对市场的分析不够敏锐和全面。这样，《财经时报》从周报起步，半年后就改成周三刊，后来又扩展到周四刊。
2001年7月，投资人和新闻人坐到一起，重新反思了国内财经报刊的市场空间和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发展中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咬牙坚持下去，按照日报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改版，“退回”到周报。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根据投资人整体收缩的意向，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部裁员，大约要减掉二十来人，留下的人也全部减薪。同时，我们加紧了报纸的改版，重新确定编辑方针。此时，我本能的想法是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是要求无论从记者、编辑的心态上还是报纸的形象上，先平稳下来；“创新”是第二步，因为报纸必须是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必须要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去创造性地发挥才能。
调整后的第一次编前会上，我提出报纸要“真实、扎实、平实”。从这么多年的办报经验来看，报纸首先要真实、客观；其次不可太浮躁，从采写方式、版面设计上都必须很扎实，而且报纸正处于转轨期，大